本文是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战略平台的一部分
去年12月始于苏丹、今年又扩展至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第二波阿拉伯起义，借鉴了阿拉伯之春期间政治转型的经验，既吸取了其中的失误，也继承了其中的成果。这一新浪潮的抗议者已从既往的转型中总结出五条教训。
教训一——推翻一个政权的领导人，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已经瓦解。2011年2月11日，在解放广场上，埃及抗议者庆祝胡斯尼·穆巴拉克宣布下台，并离开广场，以为他的辞职足以让民主转型得以实现。相比之下，在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辞职以及奥马尔·巴希尔在军方主导下被推翻之后，抗议者仍继续示威。
抗议者领会到，政权不仅存在于国家元首之中，更存在于支配政治领域的规则之中。由此可以推断，政治变革需要改变规则，而不仅仅是更换负责执行这些规则的人员。
教训二——诉诸暴力是断送民主变革任何希望的最快途径。选择拿起武器的抗议者，为其政权提供了将政治起义重新定性为内战的机会，叙利亚的情形即是如此。即便武装团体成功推翻了政权，其存在依然会危及随后的过渡阶段，利比亚的情形即是如此。
尽管苏丹和伊拉克的抗议者一直面临政府的暴力和镇压，他们仍坚持非暴力的方式。在苏丹，抗议者针对6月3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外发生的大屠杀作出回应，于6月30日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示威，迫使军方恢复与革命力量的谈判。
教训三——旧政权倒台后，过渡时期必须是一个集体决策过程，其中反对派至少享有否决权。2011年后的突尼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负责制定过渡路线图的“革命目标实现、政治改革与民主过渡最高管理局”，其成员来自政治光谱各方及公民社会。
尽管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军方短期内不会停止发挥政治作用，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对过渡时期实行全面控制。如果苏丹能够成功实施一项权力分享协议，即由军民联合的主权委员会在过渡时期治理苏丹，苏丹在这方面或可树立积极的榜样。
教训四——政治转型应先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然后再进行选举。2011年后的埃及，仓促举行的选举加剧了政治反对派的分裂，并使社会极化急剧加深。在这一波浪潮中，抗议者认为选举是一个陷阱，使旧政权得以以新面孔卷土重来。
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抗议者都抵制军方试图尽快举行选举的做法。在苏丹，革命力量与军事委员会之间达成的协议，将选举推迟至三年技术官僚过渡统治期结束之后。在阿尔及利亚，抗议者每周五上街游行，反对当局决定于12月举行总统选举。
教训五——该地区对变革的呼声已超越选举民主，延伸至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改革。伊拉克和黎巴嫩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相对自由公正的选举已经举行，但只起到了巩固腐败的宗派政权的作用。
根据第五轮阿拉伯晴雨表调查（Arab Barometer）显示，经济状况和腐败被视为阿尔及利亚人（62.2%）、苏丹人（67.8%）、黎巴嫩人（57.9%）和伊拉克人（50.2%）面临的主要挑战，而民主分别仅被2.3%、3.9%、5%和1.4%的受访者视为主要挑战。阿拉伯之春的经历向民众表明，民主措施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
与2011年不同，当时阿拉伯之春起义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而这一波浪潮则发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更为强大，国际形势也较为冷漠。但抗议者的优势在于经验，整个地区的抗议者都在明显地调整策略，借鉴本十年初期的经验教训。
新阿拉伯起义的五大教训，乔治斯·法赫米，查塔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