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各国领导人将应对一系列地缘政治挑战。
各种动态与问题将塑造明年的地缘政治议程。
以下是领导人需要应对的五个关键问题。
如果说2024年是选举之年，那么2025年将是提问之年。
新一年伊始，世界各国政府将迎来新的任期，被迫迅速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安全、环境和技术挑战。这些问题在任何时候都难以应对，而如今它们又出现在动荡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战后国际秩序正在瓦解。
因此，领导人不仅需要应对具体挑战，还需在此过程中达成共识，构建一个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全球框架，以取代我们当前所经历的侵略与经济不确定性。
那么，哪些动态应当为领导人的行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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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哪三种动态应为领导人的行动提供依据？
首先，领导人必须考虑到看似非理性的反应日益增多，出现于其选民与对手之中。领导人已无法再假定国内外利益相关方会受可识别利益驱动，因为两极分化的国内外政治可能导致一些在外部受众看来适得其反的决策。事实上，塑造这些决策的部分力量，不仅源于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也源于错误信息的日益泛滥。
其次，领导人需要做好准备，应对不一致性的日益增多。对外承诺取决于一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利益。地缘因素对道义判断的影响，在各国对加沙、乌克兰和苏丹问题的不同反应中清晰可见。在人权适用及保护责任或意愿方面接受双重标准，如今比追求《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更为常见。
最后，领导人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有影响力的声音的日益增多。领导人将不得不正视并倾听新的行为体——从商界领袖、社交媒体影响者到崛起中的国家，其中许多不愿遵循现状。战后的“自由主义”共识正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即便是曾经支撑战后秩序的那些国家，其国内也存在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对其提出质疑。
在这些动态的背景之下，未来一年领导人需要回答的最紧迫地缘政治问题是什么？
以下是2025年的五个问题：
2025年达沃斯论坛上的“重建信任”
在全球秩序日趋碎片化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安全？
全球合作处于低谷，冲突正在加剧。以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为代表的传统领导者与机构，近来在达成广泛全球共识或充当争端解决平台方面已被证明效力不足。全球南方的国家和新兴集团尚未明确，它们将成为衰落中的西方主导全球安全秩序的有益制衡力量，还是仅仅扮演破坏性角色。平衡这一动态也将是北京的任务，因为它处于多个新格局的中心——例如拟议中的全球安全倡议、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可能形成的“俄罗斯—伊朗—中国轴心”。
2024年两场最具分裂性的冲突——俄罗斯持续进行的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源于长期存在的摩擦。这些冲突突然加剧表明，全球安全秩序过于碎片化，既无法维系，也无法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在此背景下，当遵循普世价值已不可能、现存秩序正在瓦解时，领导人将不得不承认自身影响力的局限以及同盟关系的约束。
领导人将不得不思考：有哪些方法可以跨越分歧，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领导人能否接受对自身权力更多的限制，并承担起促进和平的任务？哪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领域能够推动进展，并抵制倒退行为？
在当今世界，如何理解主权？
自1945年以来人们艰辛维护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理想，与过去八十年相比，如今离实践的距离更远了。没有共同规范、强有力的机构以及对国际法的承诺，就难以塑造稳定和平的环境。然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捍卫者已逐渐认识到，对许多国家而言，国家政治机构及安排的作用与稳定性至关重要。军队越过国境显然是对主权的公然冒犯，而恶意的经济措施、对政治体制的操纵，以及对市场准入、贸易安排和支付系统的管控，都可能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侵犯主权最重要的方面。
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为了构建一个“团结一致”的全球秩序，各国应让渡部分主权以及在某些政策上独立作出决策的能力，交由全球治理机构行使。长期以来，这一秩序的非自由主义挑战者一直强调，在他们看来，维护主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至关重要。如今，即便是全球秩序的捍卫者，也常常认识到，在一个国家主权得不到尊重的世界里，规则既无法制定，也无法执行。因为如果没有能够代表其人民并捍卫其权利的强大国家，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又如何能够繁荣发展？
因此，2025年，领导人将追问：在加强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的跨国机制的同时，能否同步解决并重振国家的独立性？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观看以下与作者萨米尔·萨兰（Samir Saran）的视频：
如何恢复（并重新设计）贸易与经济全球化？
贸易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结束。2023年，货物贸易萎缩约2%，是本世纪除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外降幅最大的一次。冲突加剧以及全球价值观难以实现的现实，已在贸易、产业和金融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中显现。保护供应链的难度日益加大，支付系统的完整性也面临新的压力。新的关键咽喉要道——从红海到波罗的海——让人得以窥见，例如台湾海峡一旦爆发冲突，将会引发怎样的混乱。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扭曲，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再度抬头，这需要重新思考全球贸易体系。在数十年来警告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具有危险性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却毫无顾忌地转而为自身社会开出这一药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引发了保护主义的指责，并引起多个主要外国贸易伙伴的不满。欧盟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引发了类似担忧，尽管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实施此类保护主义政策。虽然这些措施被新兴经济体视为虚伪，但它们是国内确保竞争力的真实压力所致，而非仅仅出于加剧竞争的愿望。
被保护主义力量拆散的供应链可能会降低全球经济体系的效率，进而带来新的通胀压力。更糟的是，最终可能形成一种“封闭式全球化”，将利润与进步局限于少数参与者。战后长达数十年的增长所带来的经验教训似乎已被遗忘。这些收益或许并未在各国之间公平分配，但它们确实存在，并促成了全球贫困的空前减少。
当前世界正处于自由市场与干预主义经济时代之间，但随着各国政府对关键产业进行干预，强有力的领导仍有可能推动世界迈向更加公平的贸易时代。
因此，2025年，领导人需要追问：我们能否学会与新伙伴谈判达成新的安排，同时保住长期以来的贸易利益？我们将如何创造新的贸易收益，我们能否更加努力地使这些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我们能否保持创新的去中心化？
人工智能及其他先进技术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被理解。过去几十年的其他技术发展，让此前连接不足的地区得以赶上全球前沿。人工智能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它似乎更有利于算法所有者、数据所有者、资本所有者，以及掌握主要算力的地区。如果人工智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来构建更多人工智能，那么很有理由认为，技术创新的去中心化特性——这对就业增长和发展愿望至关重要——可能正走向终结。这一趋势将大幅限制新兴经济体创造额外财富的能力。
对许多政府而言，监管技术的热潮正是为应对这些挑战，但必须兼顾快速创新所带来的更广泛收益与机遇——例如，加快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科学计算，或开发支持工人工作健康与安全的实践。必须优先促进那些掌握新兴技术生产手段的国家与未掌握这些手段的国家之间的技术共享，以确保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平等分配。创新、创业和价值创造的集中化——人工智能进展仅限于资本和资源雄厚的大型企业——将对数据公平和多元知识创造产生影响。
因此，2025年，领导人需要追问：我们如何保持创新与研究精干、分散并具有竞争力？我们能否确保价值创造与创新的地点变得更加包容，而非更少？全球监管机构应如何设计，才能跟上变革的速度，并公平地分配技术带来的收益？
欢迎聆听理事会成员刘倩的更多观点：
能否为气候行动注入新能源？
各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热应激。2023年，世界首次突破了《巴黎协定》设定的1.5°C平均气温升幅门槛，其影响已清晰可见：强迫流离失所、生物多样性丧失、营养不良等问题肆意蔓延。这些后果具有不平等性，往往对那些对全球变暖贡献最小的社区影响最大。这一差距凸显了众多全球框架的失灵，这些框架原本旨在动员资金以遏制排放并助力适应——例如，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世界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往往是在某一地区筹集，用于满足该地区自身的需求。
已有多项提议：改革多边开发银行，使其能够加大对基础设施与能源领域的投资、债务换气候互换，以及其他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领导人需要减少对理念的讨论，更多地致力于落实与问责。
来年，各方将密切关注COP28期间的承诺能否兑现，包括每年投入5-7万亿美元推动全球经济绿色化的承诺（于2030年前实现），以及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的承诺能否兑现。
领导人将提出并被问及：如何将足够的资本有效投向能产生最大成效的领域和地区？
展望未来
2025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必须寻找这五个问题的答案。答案不必完全相同；但如果彼此之间存在严重分歧，那么世界试图解决的问题很可能会被放大。在非理性、不一致和众声喧哗之中，达成脆弱的共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本文借鉴了全球未来理事会地缘政治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交流。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