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贫困的种种假设可能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我们需要改变对贫困的刻板印象，凸显已经发生的成功案例。
每个社区都有居民以行动展现如何迈出积极的一步。他们自行定义的行动可以得到推广，从而扩大社会变革的规模。
全球约80%的人口仍在贫困之中或在贫困边缘挣扎。正如邦尼奇博士和辛西娅·雷纳在《社会变革的系统性工作》中指出的那样，政府和零散的慈善行动都未能缩小社会经济差距。事实上，社会和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尽管全球一些最杰出、最有善意的人已经投入数万亿美元与贫困作斗争。
迄今为止，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已有一些成效，也让部分人的贫困处境变得更可忍受。尽管这些努力令人鼓舞，社会经济流动的机会仍只属于少数人；贫困尚未以大规模、持久的方式得以摆脱。几十年来，我们不断微调和调整工作方式，因此必须考虑：我们降低全球贫困率的努力是否存在根本性缺陷。
错误的假设
我们是否过于关注发现不足，关注社区的问题或需求？我们收集的数据或讲述的故事是否不对？这些目标社区中是否隐藏着我们忽视的内在解决方案？
“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日常民众、每个街区中存在并贯穿历史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无处不在且能够自我更新的社会变革力量——我们需要与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携手合作。”非营利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咨询机构布里奇斯潘集团的合伙人罗希特·梅内塞斯说道。
“授人以鱼，供其一日之食；授人以渔，供其终身之用”之类的谚语误导了我们。这些谚语是否让社会误以为，低收入者没有能力“捕鱼或学习捕鱼”，除非外来者教他们？我们需要更多了解那些在机构行动之外自然发生的成功案例。
在扶贫项目出现之前，整个社区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曾经被奴役的人们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建立了50多个黑人城镇。近些年，苗族难民制止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帮派战争，并让孩子们脱离帮派、进入大学（我在《另一种选择》一书中对此有所描述）。
认为身处贫困的人不会互相帮助、他们就像“沸锅里的螃蟹，会把任何试图爬出来的同伴拉回去”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如果人们确实会互相帮助呢？如果这是一种可用于扩大社会变革规模的资源呢？外部力量的努力会不会掩盖或阻碍同伴之间的互助？
如果我们不再寻找这些社区的问题或不足，而是关注人们自身带来的积极创新呢？
救助儿童会研究员杰里·斯特宁发现，越南儿童营养不良，但他知道，引入西方饮食和习惯并不可行。相比之下，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身体状况良好，这促使他展开调查。尽管面临相似的境况，斯特宁发现，少数家庭在饮食和喂养方式上有所不同。
他把这些隐藏的行为称为“积极偏差”。他没有着手启动新项目或寻找外部解决方案，而是建议由村民自己在同伴之间推广这些做法。很快，这些由人们自己提出的新点子以极低的成本影响了5万多个村庄。
行为研究表明，在大多数人群中，无论贫富，都存在由普通人带来的积极偏差（社会创新），为当地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关于创新扩散的其他研究表明，同伴示范和分享比专业培训更有效，成本也更低。
如果不再向我这样的社会创新者提供挑战基金来解决问题，而是邀请社区提出想法，并让他们获得引领自身变革所需的资源，会怎么样？人们一直在自发组织起来。看来，我们低估了人们合作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每天，人们只需要获得机会和资源，就能引领自己的社会变革。
与贫困作斗争的社会创新者
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由同伴推动的改变——正如《引爆点》所述，父母会传授传统疗法，朋友会影响我们的职业选择，甚至时尚品味。像Mothers2Mothers这样的项目依靠母亲们传递信息、帮助其他母亲。同伴推动变革中心由来自11个国家的团体组成，致力于展示同伴推动的变革。
不过，这种同伴间的学习和推广不必有组织地进行。它每天都在各处发生，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驱动力》一书中，丹尼尔·平克总结了数十年的行为研究，指出无论贫富，人们都希望主宰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创造，并为他人做得更好。互助和帮助他人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力量可以扩大变革规模；我们应当推动并认可布里奇斯潘集团在研究中发现的情况。
贫困刻板印象无益
我在一个资助者和项目通常会瞄准的家庭中长大：一位来自墨西哥、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独自抚养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
我在自己的家庭和邻居身上看到，社会刻板印象是错误的。那些把我们看作有所欠缺的态度，带来的解决方案并未发挥我们的勤奋和才干。
我的所见印证了罗希特·梅内塞斯那番话的真意：社区里总有人努力突破障碍，而母亲会寻找这样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
对于数十亿在贫困之中或贫困边缘挣扎的人来说，援助领域以不足为本的视角和种种假设只会阻碍他们进步。我们必须从人们已经在做的积极事情着手，推广他们的最佳实践。资源寥寥甚至一无所有的人，往往有着惊人的应变能力。
社会对贫困人口的大多数看法都是错的。如果改变最初的假设，我们就会改变解决方案，带来真正的变革。
毛里西奥·米勒是施瓦布基金会2020年度社会创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