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等意外风险证明，各国经济彼此相连，市场一体化能在危机时期增强韧性。
如今，各国正重返全球市场，这为改善全球贸易、推动其向可持续发展实现重大范式转变提供了机遇。
将“三重底线”纳入贸易条件，将为秉持使命开展业务的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优势，并激励其他企业采取类似做法。
限制性经济政策的兴起——英国脱欧、美国关税以及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常被归咎于此——究竟是全球化时代终结的标志，还是警示信号？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跨国公司是自由贸易的一大赢家，它们往往投资于税收较低、最低工资较低的国家。全球化价值链成本更低，因此带来更高利润，跨国公司从中受益。但如今，这一范式已经转变，日益突出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
贸易壁垒作为保护主义工具
要理解上述情况，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贸易壁垒的概念，以及这种限制性做法如何让各国处于胜方或败方。贸易壁垒有多种形式，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传统上，各国设置贸易壁垒，旨在使国内经济摆脱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影响。然而，贸易壁垒的影响也并不均衡，在充满不确定性扰动和意外风险的世界中，仍然难以应对。例如，富裕国家认为贸易壁垒利大于弊，因此更倾向于支持贸易壁垒，因为这能避免它们承担全球经济体系的全部负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弊端、社会焦虑和环境关切之间紧密交织，促使一些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决策者放弃全球化努力，转而采取内向型或保护主义政策。
贸易壁垒作为协作工具
尽管有上述政策，国际贸易并未出现大幅下滑，实际上仍在持续增长。新冠疫情等意外风险证明，各国经济彼此相连，市场一体化能够增强韧性。在这些危机时期，主要国际供应商面临封锁，导致交付延误，而人们对药品和其他耐用品的需求却急剧攀升。据报道，进口和出口来源多元化的国家和企业更能有效降低风险、应对冲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无论经济体规模大小，都会受到地缘政治压力的影响，并被迫共同承担责任。俄罗斯削减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时，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欧洲，而是波及全球。这为未来国际合作或全球化朝着更有希望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人们认识到，保护主义并不能维护国家利益，反而会阻碍增长。
可持续性与国际贸易
如今，各国正重返全球市场，这为改善全球贸易、推动重大范式转变提供了机遇。随着我们日益接近《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成为每个人的责任也变得愈发至关重要。
解决可持续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问题，可能是推动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关键。在脱碳和福祉问题迫在眉睫的时代，能够为环境和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的组织应得到认可和支持，而不应因传统限制性贸易措施而面临与其他组织相同的障碍。
目前占据80%的市场份额的中国是全球太阳能电池生产的领先者，生产成本显著低于西方国家。显而易见，保护主义关税不断增加，减缓了太阳能电池的安装进程，进而阻碍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因此，这将弊大于利，因为气候行动的延误不断累积，最终会导致未来需要承担更高的减缓成本。当保护主义凌驾于地球整体福祉之上时，这一例子清楚地说明了由此产生的有害影响。
将“三重底线”纳入贸易条件，不仅能为秉持使命开展业务的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优势，还会激励其他企业采取类似做法，因为忽视市场将使它们失去经营所需的社会许可。这也为各国公共部门挺身而出、率先采取大胆行动提供了机会。公共部门本就拥有推动政策变革的权力，因此不必在这场竞争中追随他人，而可以成为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实现积极变革的先锋。这将提升使命驱动型企业的吸引力，进而提高其在所在国家扩大积极影响的可能性。当“三重底线”成为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共同价值观时，企业也将受益于较低的准入成本。这种“协作性”——超越自身成功、促成各方合作的能力——将塑造未来新的竞争力。为了实现更高远的目标，人们不能再只关注如何凭借自身竞争力取胜，而应通过合作共同成长，在重建理想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订立新的“利益相关方契约”。
与其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知道这并非解决之道），不如开创一个纳入“三重底线”的贸易新时代，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带来新的增长机遇。企业将受益于成本降低，更有动力将“三重底线”纳入核心业务，并增强韧性。政府可以鼓励健康的市场竞争，提升对社会的整体积极影响。消费者将有更多市场选择，并能够获得符合自身价值观的产品和服务。
归根结底，贸易壁垒不应被用来挑选各国愿意应对的条件，而应作为推动变革、改善整个生态系统的工具。阻止看似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衰退还为时未晚，我们仍有机会开创全球化新时代，让增长模式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