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大规模干预扭转了一种趋势，至少目前有效地重振了社会契约。
但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从长期来看很可能难以为继。
充分利用政府在疫情期间展现出的活力、速度和创新能力，并聚焦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关键经验之一。
自新冠疫情危机爆发以来的过去一年里，全球各国政府在许多国家与私营部门携手合作，大幅强化了为公民提供的经济安全网。仅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就部署了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的财政一揽子计划。在整体经济急剧萎缩之际，各国政府保障了就业，在欧洲使其薪酬基本保持全额，并在美国力求保护可支配收入。
这些干预措施支持了人们获取基本商品和服务，并降低了其价格，例如承担医疗费用、限制租金涨幅，以及为抵押贷款还款提供宽限期。
综合来看，这些保护个人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了社会契约的经济层面，即管理个人与机构之间风险和收益分配的各种安排和预期。疫情前，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发布了关于个人经济结果的研究，内容涉及个人作为劳动者、消费者和储蓄者的角色。该研究指出，在某些领域，例如就业保护或退休金保障，机构往往有所收缩，使个人不得不承担更多自身结果的负担。
2020年的大规模干预扭转了这一趋势，至少目前有效地重振了社会契约。例如在美国，得益于转移支付和以消费为导向的措施，2020年前两个季度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尽管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10%。在欧洲，德国的“Kurzarbeit”和法国的“chomage partiel”等工作保留计划，通过保护员工的就业身份，为其提供了度过危机的经济保障。尽管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之间实际GDP下降了14%，但公共部门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缺口。就业得到了保护，仅下降了3%。Kurzarbeit 在德国，以及chomage partiel在法国。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整体而言，有5000万名工人（约四分之一）因此得以保住工作。尽管其中一些计划此前可能已被使用，但其在疫情期间的规模前所未有，目前覆盖的工人数量约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十倍。
尽管其中一些计划此前可能已被使用，但其在疫情期间的规模前所未有，目前覆盖的工人数量约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十倍。
如今，疫苗正在陆续投入使用，预示着卫生危机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左右结束。然而，经济创伤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愈合。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紧急干预对个人经济结果产生的一些积极效益能够在未来得以延续。
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大规模支出从长期来看很可能难以为继。在我们研究的22个发达经济体中，2020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较2019年平均上升了20%。
美国和英国等在疫情前通常在社会契约方面支出较低的国家，其支出增幅显著高于丹麦等此前支出位居前列的经济体。仅2020年一年，欧盟各国政府的人均支出预计比2019年多出约23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支出将高出6500多美元。
由此，债务大幅攀升。平均而言，我们样本中的22个国家的政府总债务占比预计在2019年至2020年间上升16个百分点。因此，维持当前的高水平支出和机构干预，对许多国家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相对短期的选择。
然而，回归新冠疫情前的社会契约，即钟摆式的回摆，并非理想结果。
回归新冠疫情前的社会契约，即钟摆式的回摆，并非理想结果。
卫生危机的结束或许会开启一个经济和生产力快速增长的新时期，这种增长依靠商业活力、投资、技术以及对就业增长的持续关注来实现。即便如此，这种情景也可能重新引发许多问题，并重新激活疫情爆发前已逐渐显现的诸多脆弱性——而公共和私营部门至今都尚未找到持久的应对之策。
此外，疫情前最具经济脆弱性的群体（包括低收入工人、年轻一代、女性和少数群体）受新冠疫情经济影响最为严重，很可能需要额外支持，才能使其家庭恢复稳定的经济状况。
从2020年的疫情应对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探索如何使社会契约的至少部分关键改进成为持久的制度性安排，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便政府支出已回落至更可持续的水平，干预措施仍可更精准地瞄准最脆弱群体。理想情况下，私营部门将发挥更实质性且更具系统性的作用。例如，以可负担价格提供住房和托育等关键商品和服务，对社会契约而言，可能比单纯稳定收入更具成本效益。包括数字身份认证、支付渠道和数据在内的适当金融基础设施，也将有助于精准帮扶最脆弱群体、减少欺诈，并提高支持项目的效率。
我们都能从这场疫情中学到很多。充分利用政府展现出的活力、速度和创新能力，并将其用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关键经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