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可以成为政府的关键盟友，协助应对社会面临的挑战。
政府可以与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合作，将成功的社会创新制度化，从而加快变革进程。
一份新报告确定了政府促进这一合作的行动领域。
新冠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将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为严重、更加不平等，且持续时间更长。随着新病毒株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封锁措施的重新实施，弥合新冠疫情造成的创伤对社会，尤其是对政府而言，将是一项艰巨且风险极高的任务。
然而，即便在疫情暴发之前，我们的许多社会体系也未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带来益处，经常导致日益严重的分化和不稳定。新冠疫情在许多方面加剧了这一状况：健康结果对弱势群体而言持续处于更差的境地，而封锁措施尤其对女性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造成了伤害。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不同部门和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以纠正这些不平等和困境，并增强全球各地社会的信任与凝聚力。
引入系统思维
在当前高压形势下，“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即通过运用系统思维，致力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复杂社会问题、开发创新方法的行为体——可以成为政府的关键盟友。他们是经过验证的创新来源，为全体人民谋福祉，并通过其参与式方法、企业家思维以及与受影响社区之间的信任关系，为可持续、公平的系统性变革创造条件并提供支持。
例如，系统型社会企业家通过部署医院船，改善了原本难以到达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通过培训女性在其社区安装可持续能源设备，改变了女性的角色；并通过提高选举官员利益相关方会议和投票记录的透明度，增强了民主问责制。
作为拥有广泛网络和社区支持的积极合作者，系统型社会企业家是政府应对当代紧迫系统性问题的有力引导者和盟友，尤其是在应对疫情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方面。
通过与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合作并将社会创新制度化，政府可以推动实现惠及全社会的积极变革。政府处于独特地位，能够放大针对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法，例如通过实施新政策或改革政府主导的项目。当存在共同的紧迫感时，此类变革可以较为迅速地实施，全球对疫情的应对已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人可以成为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影响力的倍增器：当政府采纳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开发并经过测试的创新，并将其设为新的“默认”选项时，其影响力便可扩展至整个社区，甚至整个社会。例如，罗马尼亚政府正在借鉴NoRo的整体性、跨学科方法，设计针对治疗罕见病医生的公共认证计划。NoRo是一家由患者运营的罕见病参考中心。
在世界各地，系统型社会企业家为社会承担着至关重要的研发角色，而政府也已成功采纳其政策解决方案，为公民带来了显著改善。
采取行动的五个领域
基于我们的经验以及对50多位公共和社会部门专家的访谈，我们认为政府可以在以下五个领域采取行动，以促进与系统型社会企业家的合作：
通过共享现有公共部门数据，并与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共同创造新型数据，为创新方法和新倡议提供信息支持。
提升公务员和系统型社会企业家的能力，以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
开发资金模式（或调整现有模式），以体现系统型社会企业家的特点。
促进公共部门组织之间以及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合作。
通过与系统型社会企业家共同创造创新解决方案，并制定采纳成功创新的清晰路径，推动制度化。
政府也有望从这一合作中获得经济效益，因为从长远看，许多社会创新会对社会层面产生积极的财务影响。在《从小到系统：社会创新中数十亿欧元的潜力》一文中，阿育王学习与行动中心和麦肯锡公司估计，阿育王研究员在德国开发的社会创新的效益潜力可能高达每年180亿欧元。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了全球改善健康结果的效益潜力：根据《优先重视健康：繁荣的处方》的研究，仅利用已知的医疗干预措施，全球疾病负担便可减少40%以上，到2040年可避免2.3亿例过早死亡，并在2040年产生12万亿美元的全球GDP潜力。
如果人类从这一年中汲取一个教训（许多人宁愿忘记这一年），那可能就是合作在应对复杂、大规模挑战中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政府与系统型社会企业家之间更紧密的合作——这些独特的行为体对当下至关重要——能够帮助应对疫情加剧的社会挑战。
今年，让我们所有人都想办法为这些新盟友敞开大门，释放其潜力，加快我们迈向更美好、更公平、更可持续未来的步伐。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阅读新报告《新盟友》，该报告由 Catalyst 2030 及其创始合作伙伴 Ashoka、Echoing Green、施瓦布社会企业基金会 和 Skoll基金会 共同编制，由麦肯锡公司协助完成，这些机构均为世界经济论坛“社会企业家新冠应对联盟”的成员。Jutta Bodem-Schrötgens、Florian Rutsch 和 Katharina Wagner 参与了本文的撰写。社会企业家新冠应对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