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必须立即投资，以建设绿色、有韧性且包容的经济。
绿色、韧性和包容性发展（GRID）方法以长期可持续性为视角，致力于减少贫困并实现共享繁荣。
以下是支持这一转型的投资方式。
通过立即投资建设绿色、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各国可以将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更加繁荣稳定未来的机遇。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弱点日益突出，并因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状况随之恶化。这些弱点包括投资、生产率、就业和减贫步伐放缓；债务攀升；以及自然资本加速消耗。疫情已使超过1亿人额外陷入极端贫困，并加剧了不平等。预计气候变化还将使约1.3亿人陷入极端贫困，预计到2030年。
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已鲜明地暴露出人、地球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有经济活动都依赖生态系统服务，因此，耗竭产生这些服务的自然资产，最终将恶化经济表现。
如果沿用忽视这些相互关联的“照常运营”式复苏方案，将无法充分应对世界面临的复杂挑战及其结构性弱点，很可能导致发展陷入“失去的十年”。孤立地应对社会经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挑战，其效果很可能不如对这些相互作用的影响进行协调应对。维持当前增长模式无法解决结构性经济弱点，还会侵蚀自然资本，并增加影响长期增长的风险。随着森林、海洋和其他自然资产的消耗加剧，不作为的代价正日益超过气候行动的代价，而受其害最深的正是贫困和脆弱群体。
GRID方法
解决之道是采用绿色、韧性和包容性发展（GRID）方法，致力于减少贫困并实现共享繁荣，并以长期可持续性为视角。该方法为复苏设定了一条路径，既能保持对长期发展目标的清晰指向，又认识到人、地球和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综合方式应对风险。 牛津大学的研究、 世界经济论坛 和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均表明，绿色复苏不仅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还能为政府支出带来最佳经济回报，并产生发展成果。GRID方法在两个方面具有新颖性。
首先，尽管发展从业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贫困、不平等和气候变化问题，GRID方法格外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关注关键发展政策的跨部门性质。其次，实现GRID意味着同时且系统地应对可持续性、韧性和包容性。GRID是一种平衡方法，注重发展与可持续性，并根据各国需求及其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量身定制。这一路径将实现惠及全体人口的持久经济增长，提供稳健的复苏，并重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势头。
借助GRID实现新冠疫情后的复苏
疫情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尤为沉重的打击。最紧迫的是，快速、公平地推广疫苗对于实现L型复苏至关重要。疫苗的获取与推广在规模、速度和具体情况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需要强有力的协调。
展望未来，要迈向GRID，就需要迫切地大规模投资于各类资本（人力、物质、自然和社会资本），以解决结构性弱点并促进增长。需要特别关注人力资本发展，以重建技能，并弥补疫情造成的相关损失，尤其是边缘化群体的损失。虽然疫情加剧了为所有人提供教育的挑战，但它也凸显了除传统面授学习之外，如何利用颠覆性和变革性技术，帮助教育服务经受住当下的独特压力。
女性必须作为强大的变革推动者，置于GRID议程的核心。为女童提供教育，同时推行计划生育、生殖和性健康服务，并为女性创造经济机会，将加速发展的绿色、韧性和包容性维度。
技术和创新将在推动低碳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复苏方案为优先投资于开发和推广变革性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了契机。
格拉斯哥会议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大规模获取绿色金融对GRID议程至关重要。然而，发达国家发现，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向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绿色转型筹集所需资金十分困难。
但或许也有一线希望。全球经济中充斥着估计约3.9万亿美元的过剩储蓄，这些资金的回报为负或较低，同时有46万亿美元的养老基金正在寻求合理回报。低碳转型可能为投资者带来机遇，特别是随着绿色投资的回报开始超过传统技术选择的投资回报时。
系统性投资和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能源、农业、粮食、水、土地、城市、交通和制造业等关键领域需要进行变革性行动。这些领域推动经济运行，并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90%以上。若这些领域不发生重大变化，既无法减缓气候变化，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发展。这种转型通过解决经济扭曲问题，将提升经济效率，减少对生产率和健康的不利影响，从而带来更好的发展成果。
但转型的成果可能分配不均，需要一系列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应对不利影响、保护弱势群体并实现公正转型。因此，GRID方法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兼顾各国的能源需求，并为最贫困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财政体系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以调动国内资源并为转型提供资金。对外部性征税是一个规模大且尚未利用的潜在收入来源，可激励私营部门投资于更可持续的活动。提高税收累进性、实行财富税以及消除避税行为，也可增加国内资源调动。此外，还需要在支出方面更加注重选择性和效率。
私营部门的大力参与必不可少。所需投资规模远远超出公共部门的能力。需要改革，以消除在适当领域和技术中对私人投资的限制。因此，在国家层面，迫切需要公私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和对话。此外，进一步发展和实施绿色金融监管，例如报告标准和绿色分类目录，有助于利用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日益增长的兴趣，这类投资既能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可衡量的影响。
然而，跨境的可持续且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需要补充国内努力。多边开发银行（MDB）和发展金融机构（DFI）必须聚焦于优先领域的催化性和变革性投资，以建立绿色、包容和有韧性的项目储备，支持经济增长以及创造就业和收入。在这方面，多边开发银行可通过担保和混合融资，帮助降低私人资本的风险。但归根结底，吸引私人资本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纠正那些使环境破坏有利可图的扭曲政策。
气候变化是正在塑造当下生活的现实，而非仅会在未来出现的遥远幻影。从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太平洋岛国，到饱受旱季延长之苦的萨赫勒地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全球贫困和脆弱群体的生活。除非我们转变政策和经济思维，并获得所需资金，否则世界上气候脆弱群体的未来将依然黯淡。
各国面临着开创更好前路的历史性机遇。尽管疫情造成了破坏，但这次非常规的危机应对提供了独特机遇，可以进行“重启”，以弥补过去的政策缺陷和长期存在的投资缺口。与危机相关的支出可用于投资新机遇，例如加快数字化发展、扩大基本服务供给、改善区域供应链、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以及推出促进增长领域就业创造的政策。私营部门的活力和创新性融资需要推动复苏，并通过投资和创新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关键的上游政策改革，可以激发私人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通过重组支持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并使金融体系能够通过化解不良贷款，为强劲复苏提供支持。
本文是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行动小组联合合作的成果。阅读Borge Brende关于全球合作垫脚石的论述，请点击此处。阅读Dina Powell McCormick和Vali Nasr关于推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规模化的论述，请点击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