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必须被视为连接承诺与指标的纽带。
围绕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转型的叙事必须清晰、有说服力，并激励大型组织的员工。
以这一叙事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是弥合这一差距的关键。
企业需要争取基层员工的参与，让他们共同塑造新的叙事，Lutfey Siddiqi撰文指出。
在世界经济论坛第50届年会于达沃斯召开前夕，我曾撰文指出，那些有意引领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善意企业，需要令人信服地使自己与其他落后者区分开来。达沃斯会议一周结束时，我欣喜地看到，各企业竞相以强有力的方式彰显其可持续发展资质。我们看到企业一个接一个地作出承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净零排放承诺，同时也有各种将这些承诺转化为指标的尝试。然而，在承诺与指标之间的空白处，一个关键要素可能仍然缺失：企业内部的叙事。
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是一种变革理论。在社会政治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体制已然失灵或被操纵，由此大体存在三种选择：
1. 坚持弗里德曼式观点，认为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赚钱，
2. 彻底颠覆资源组织的资本主义体系，或
3. 接受企业对财务之外的成果以及更广泛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责任。
尽管三种观点仍然并存，但近几十年来，修辞之争首次主要由第三种观点主导。
修辞之争已见分晓。这些年来我们已走过一段路。就在五年前，世界经济论坛还曾提供了一个平台供我和其他人倡导影响力投资，当时这一理念在达沃斯的主流讨论中还远未普及。大多数银行机构即便设有此类业务，也只是将其作为慈善服务的一个子集，而慈善服务本身又隶属于其他“支持性服务”，与核心投资和银行业务相距甚远。当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提出这一概念时，循环经济仍不过是一种新奇事物；2015年，全球青年领袖论坛与埃森哲战略咨询公司在达沃斯推出年度循环经济奖系列活动。如今，从瑞银到美国银行，从埃森哲到安永，从万事达到微软，全球跨国企业纷纷在达沃斯展示其可持续发展成果，使其成为亮点。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Mnuchin）关于格蕾塔·通贝里的评论关于格蕾塔·通贝里的言论听起来不合时宜，并引发了激烈辩论，讨论贝莱德或高盛的声明是否走得足够远。
人们日益认识到，企业必须预先承诺与其核心业务规模相称的既定目标。若做不到这一点，便可能招致象征性作秀或“影响力粉饰”的指责，损害那些真正积极行动的企业，并侵蚀企业本想积累的信任本身。
领导者也日益重视合作的必要性。令我颇感欣慰的是，联合利华首席供应链官Marc Engel强调，高露洁率先研发出可回收牙膏管，并正与联合利华共享这一技术，以助力整个行业。在另一次交流中，贝恩公司董事长Orit Gadiesh提出，应将“敏捷”管理框架专门改造为帮助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具。
与此同时，经合组织已推出“包容性增长商业行动”（B4IG）倡议，又有多家知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承诺应对不平等问题。达沃斯对此的讨论大多聚焦于需要建立一套可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衡量框架，以评估其影响。
指标之争可以取胜，前提是……：
再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关于需要做什么）与自下而上的微观策略（关于应当如何做）之间缺乏关键联系。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变革理论，也是一种变革叙事。而叙事需要激励的一个重要群体，正是大型组织的员工，即那些在企业内部奋力拼搏、推动组织层级向上变革的内部创业者。承诺与建议指标必须与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在具体组织内部的叙事保持一致，无论是逐家企业还是逐个行业。每位员工都必须感受到，自己有机会共同创造的使命感在激励并引导着自己。
在达沃斯的一场早餐会上，某大型银行的热情洋溢的行长（同时也是商业圆桌组织的签署成员）找到其新任命的可持续金融负责人，表示他们必须设定三项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目标，分别对应该行的每一条业务线。我建议，第一步可以询问各条业务线，它们希望如何为银行的高层承诺作出贡献，然后共同设计这些切实可行的目标。
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不仅带来商业机遇，它也是一种激发员工参与、强化价值观和组织使命的工具，尤其是在几乎每个行业都经历重大动荡的时期。这需要有效的故事讲述，即叙事的力量，来弥合承诺与指标之间的距离。这些故事必须首先打动组织内部，而不仅仅作为营销和对外宣传的一部分。企业必须抓住这一机遇，让基层员工参与驾驭并塑造新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