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减少、天空更加清澈，新冠疫情为重新思考我们的城市提供了契机。
国家政府需要与城市管理部门和民众共同努力，制定良好的政策。
城市是增长的引擎：它们创造就业、缓解贫困，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这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为它们的城镇化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
历史表明，在管理和治理得当的情况下，城市也曾很好地应对过大瘟疫、霍乱、埃博拉和非典型肺炎（SARS）等各类过去的流行病和传染病。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当前全球危机仍在演变，具有多维度特征，兼具卫生、经济和社会危机。城市贫困人口受创最为严重。不平等和贫困的断层线已被清晰暴露，并因疫情的经济影响而进一步加深。
世界银行估计，约有1亿人被重新推入贫困，抹去了过去几年的大部分成果。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约有10亿人生活在密集拥挤的非正规住区，基本服务可及性差，受创最为严重。
在当前疫情暴发之前，有些每分钟有25至30人迁入印度城市。疫情引发了逆向迁移，经济停摆、失业以及移民生计缺失，促使人们返回农村地区。知识型工作者也在向城市之外迁移，寻找开阔空间。由于经济下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基础设施服务本已有限，城市的未来变得不确定。
然而，城市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其韧性，并变得更加强大，表明它们能够以更好的方式重建，并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韩国首尔通过严格的接触者追踪、广泛的检测和强制隔离，控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这得益于现有的以下基础透明、问责与团结，使该市能够利用手机数据、闭路电视覆盖范围和信用卡数据追踪感染者。该市通过分享信息和恰当的解决方案，展现了问责与透明。
由国家政府和城市机构主导、面向社区开展的全市范围利益相关方协商，建立了信任与团结的关系。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对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并能提高问责水平。社区参与是良好政策制定和提供包容性公共服务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它们借助良好治理和社会承诺，减缓了疫情的传播速度。
城市领导力、智慧市民、反馈机制、战略规划、透明度、强有力的机构以及诚信文化，是良好治理的关键支柱。稳健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有赖于这些要素。政府各级之间的纵向与横向协调至关重要。它们使城市政府能够量身定制高效的应对措施，与社区建立信任关系，并在制定政策和规划行动时咨询多方利益相关方。
在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的城市，是那些展现了良好治理、乐于拥抱变革，并在应对中灵活、创新且富有创造力的城市：提供社会安全网、提升服务供给、建立社区信任并鼓励社区参与。良好治理已成为城市成功应对的关键驱动力之一。那些投资于建设强有力机构和培训人员的城市，能够更好地应对。
疫情为城市带来的最大机遇，在于借助既定的财政刺激措施实现更好的重建：建设更具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推动绿色举措，例如增加公共空间、打造无车街道、修建自行车道，以及将建筑改造为多种用途，从而以更少投入实现更多价值。仅靠公共部门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城市需要吸引私营部门和社会合作伙伴，以弥补融资缺口。良好治理是吸引私人融资、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必要条件。
良好治理与数字化相辅相成。那些拥抱数字化和电子政务的城市，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它们利用数字服务和大数据追踪社区传播情况，并密切吸纳民间社会、市民和私营部门等利益相关方参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城市正利用数字平台向贫困人口发放现金转移支付，以帮助弱势群体维持生计。大数据也正被开罗和金沙萨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用于绘制并评估人群中的新冠热点区域，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早期应对工作。
更健康的城市触手可及，通勤减少、步行或骑行等替代出行方式日益流行，便是明证。由于交通流量减少，城市空气质量已有改善、天空更加清澈，城市也因此有动力采取行动控制排放。
例如，目前正在规划扩建大开罗地铁，到2025年可容纳600万名乘客。大数据正在帮助波哥大和许多其他城市评估自行车道需求的增长情况，以容纳因疫情而选择短途出行的骑行者数量。
新冠疫情危机为城市提供了迈向更绿色、更具韧性、更健康、更包容和更可持续的城市的“大重置”契机。我们不能任由这一机遇白白流失。城市领导力、稳健的治理和公民信任，是城市韧性和复苏的最大驱动力。若缺少这些关键驱动力，城市无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危机并将其转化为机遇。
城市公共服务的缺口，是治理的缺口。城市要成为以包容和可持续方式服务市民的韧性之地，其成功根植于良好治理的原则。对城市而言，朝这一目标努力为时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