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AMNC），又称夏季达沃斯，于本周在中国大连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辞，表示所谓的“中国冲击2.0”应重新诠释为“中国机遇2.0”。
以下是夏季达沃斯关于中国的精彩观点综述。
每届夏季达沃斯，无论它多么试图营造讨论其他议题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最终谈的都是中国。
本周，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举行，主题口号是创新规模化，也不例外。主题往往关乎企业发展：从实验台走向装配线，让一个好点子在整个大陆推广开来，最终发展成蓬勃兴旺的企业。
但在大连，“规模化”一词不断从动词变成对东道国本身的描述。在中国，规模化是根本条件，而非仅仅一种愿景；几乎每场会议，无论名义上讨论什么，最终都会回到这一事实。
这个词本身也带有矛盾意味，这正是它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规模化将世界带到大连，也令世界感到不安。它既带来机遇，也引发忧虑；既造就更便宜的电池，也催生更低成本的代币。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辞，表示所谓的“中国冲击2.0”应重新诠释为“中国机遇2.0”。
地图重绘之际寻求繁荣
世界经济论坛围绕五个问题安排了本周议程。第一个问题——面对不断变化的贸易和产业格局，我们如何实现繁荣？——最清楚地得到了数据的回应。
世界贸易组织目前预计，货物贸易今年将增长1.9%，低于此前的4.6%；若油价持续高企，增幅还可能进一步降至1.4%。题为“抵制自给自足”的会议讨论了开放型经济体应如何应对这一局面。Yuen Yuen Ang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指出，折中措施往往代价最高，既无法获得开放带来的收益，也得不到保护主义意在提供的安全保障。她表示，贸易限制工具无论如何都是“只有少数国家才用得起的大国奢侈品”；更具持久意义的经验来自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它们学会了“保护人民，而不是保护市场”。她还指出，出口管制也可能加速受其针对对象的自主创新。
其他与会者的讨论则更倾向于务实。辽宁大学校长于苗杰教授描述了贸易体系如何围绕《美墨加协定》（USMCA）、亚太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欧盟（EU）重新组合成“三国鼎立”格局。与此同时，中国消费电子巨头TCL的创始人李东生谈到要“在全球各地打造多个TCL”，随着壁垒升高，让生产更贴近客户。
心态各异的经济体
更难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接下来将走向何方。
如果要描绘中国经济的图景，那一定是一幅三联画，而电商平台京东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兼研究院院长沈建光勾勒出了三个画面：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行业以两位数速度增长，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以同样速度下滑；供给侧强劲，需求侧疲软；出口蓬勃，消费停滞。这正是中国新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所面向的经济图景，规划提出“新质生产力”，并押注先进制造业。这也是一种存在失衡的经济：每个人都礼貌得不愿多谈，却又坦诚得无法忽视。
《贸易战就是阶级战争》的合著者Matthew Klein在“失衡的世界”会议上说得更加直白。他认为，西方所说的产能过剩“完全可以说成是消费不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黄益平承认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再平衡确实正在发生——经常账户盈余已从GDP的10%降至不足4%——但远远不够。他还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希望将盈余用于更有益的地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宽慰之言来自方星海。在一场讨论金融碎片化的座谈会上，他提醒与会者，拥有瓦解这一体系之力的美国“非常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来为其赤字融资。所以不必过于担心”。
让技术落地
关于技术如何真正进入实体经济，中国给出的答案比多数国家更令人信服；在这里，中国再次以最擅长的方式作答：与其从零到一地发明技术，不如将技术规模化并投入应用。在最受瞩目的人工通用智能竞赛之外，BCG董事总经理兼高级合伙人Yasushi Sasaki指出，一项较少引人注目的努力正通过“人工智能+”展开。北京已将这种应用优先的路径纳入国家政策。中国专注于那些不那么光鲜的推广工作，让现有模型进入诊所和工厂车间。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也强调了同一点。他认为，人工智能有三个方面的故事可讲，而世界总是在讲第一个；被忽视的一面是技术实际推广的速度有多慢，而许多价值恰恰蕴藏于此。清华大学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创始院长张亚勤曾在中国搜索巨头百度担任高管。他认为优势在于“规模、效率和整合”，并指出了少有人提及的联系：长期规划建设的智能电网和廉价绿色电力，“正是中国能够以极低成本生产高质量代币的原因”。在这一视角下，能源就是人工智能政策。应用案例并不难找：电池巨头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将4000万辆闲置电动汽车描述为可重新构想的分布式“代币工厂”；而研究工业人工智能的马里兰大学克拉克杰出讲席工业人工智能中心主任Jay Lee则坚持认为，先进制造业必须“高科技、高薪酬”，否则就招不到人。世界经济论坛自己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提出了谨慎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收益预期已悄然推迟到三年后乃至更久。
为年轻人创造工作
本周，关于经济增长能否为下一代创造机会的问题，得到的持续关注最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结束时，彭博社观点专栏作家Karishma Vaswani打破了这一沉默。她指出，青年就业是议程始终绕着打转却从未正面触及的房间里的大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约有40%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人工智能影响；这一判断在会议期间始终挥之不去，却鲜少受到质疑。ManpowerGrou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纳斯·普里辛给出了令人宽慰的解读：人工智能更多是在增强而非取代人类，近期青年失业率上升看起来是周期性的，而非结构性的。他说：“未来的工作取决于未来的劳动者。”
会场上也有人并未因此宽慰。一位来自牙买加的年轻全球塑造者指出，对她这一代人来说，通胀与其说体现在物价上，不如说体现在同龄人不再做的事情上：他们“已经不生孩子，也不买房了”。在中国，这个问题既关乎人口，也关乎技术，只是以迂回方式显现：例如，在“让老龄化成为资产座谈会上，人们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市场，而非负担；又如，为劳动者提供再培训，让他们胜任十年前几乎不存在的工作。海尔首席技术官谢海琴介绍了重庆一家“灯塔工厂”随着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提高，对工人进行技能再培训的情况。世界经济论坛将这类工厂视为先进制造业的典范。
电力优先
在能源问题上，中国发言时毫不迟疑，原因充分：相关规模已然建成，成本曲线也已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弯曲。表述直截了当：没有电力，就没有人工智能。
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大致翻倍，中国和美国合计将占新增用电量的约80%。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被问及会向各国政府提出哪一条建议时，说出了本周最含蓄却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少一些地缘政治算计，多一些合作，才能为所有人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经济层面的论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李波。他认为，如今仅凭价格，采用可再生能源就已划算。中国大幅降低了太阳能和储能成本，世界其他地区只需关注需求即可。支撑这一观点的数据令人瞩目。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估算，2025年中国通过减少燃烧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节省了约1100亿美元；而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期间，中国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使其“比其他所有亚洲国家都更具韧性”。
兼顾两者
或许本周最有用的分析框架，出现在一场旨在解读五年规划的座谈会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Yuen Yuen Ang将中国问题视为一个彼此关联的机制，而非双方争执。
如今，中国几乎什么都能大规模生产，而且价格无人能及。这些产品走向世界后会成为冲击还是机遇，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中国能否创造足够的国内需求，消化工厂更多的产出。盈余留在国内，由中国自行管理；输出海外，就成了所有人的问题。她指出：“借用李总理的话，‘冲击’可以变成‘机遇’。”她从相反方向呼应了东道国提出的说法。
她身旁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Adam Tooze主张加以区分，而不是一概而论，因为中国出口并非都具有同等影响。他认为，廉价的太阳能和电池只能算净收益：这个行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去没有电力的村庄送去电力；人工智能则处于另一极，争议重重，牵涉国家安全利益；两者之间是汽车和重工业这一棘手领域，成熟的应对方式是就条件进行谈判。他提醒与会者，德国曾数十年遭受同样的指责，被批评以商品冲击世界市场——“东西好得不得了，价格又实惠，人们一直买，这可真是个问题！”他指出，当时这种抱怨荒唐，如今也没有变得更有道理。
如果说本周有一条共同主线，那就是这些矛盾最好在国内解决，而不是向外输出或靠争论搪塞过去：令世界不安的规模化，同样可以转向更深厚的国内市场以及支撑市场的就业，从而把东道国反复描述的冲击变成机遇。能否做到这一点，才是这份规划五年期真正的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