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时期，世界财富激增，同时不平等令人担忧地加剧，环境破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考察主流经济模式在75年间如何从股东资本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可知如今是全面转向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时候了。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要求企业采用新的成功衡量标准，以建设更可持续、更公平的未来。
从GDP来看，世界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然而，若要创造一个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的全球经济体系。原因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5年里，世界财富空前激增。得益于技术和贸易的巨大进步，全球经济大幅增长，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快速发展先发生在美国和欧盟等西方经济体，随后扩展到“亚洲四小龙”、中国和东盟等东方经济体。
但这枚奖章也有另一面，或者说两面。一方面，过去几十年里，经济不平等也令人担忧地加剧，从美国到中国，处处如此。另一方面，污染、环境退化以及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加速上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威胁着地球本身的健康。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今后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种有利于进步、人民和地球的全球经济？本文及配套视频将探寻其中的一些答案。
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先来看看全球财富取得的巨大飞跃。自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以来，西欧各经济体和美国经历了快速工业化。蒸汽技术、内燃机及其他新技术的引入，使欧洲和美国发生了彻底变革。
但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才迎来“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经济进步的成果也得以广泛共享。当时强烈的团结意识发挥了作用，技术也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因此，蓝领工人蓬勃发展，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企业和政府也同样表现良好。
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几项因素发生了变化。首先，人类活动的环境足迹开始超出地球的承受能力。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和创新，同时也导致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燃烧、自然资源遭到开发，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污染。
此外，另一种资本主义开始占据上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0年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与另一种观点形成对照：企业既是经济实体，也是社会实体，深深植根于社会，并与利益相关者协商。
弗里德曼的观点，也就是“股东资本主义”，最终胜出。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追求短期利润和股息，而非长期价值创造。在许多西方经济体，工会力量减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与此同时，企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业尤其如此。
最后，贸易和技术继续发展，使世界日益全球化、互联互通。在战后初期的几十年里，这些趋势总体上带来了益处，推动经济增长和工资上涨。但随着资本主义性质发生变化，更少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与日益加剧的市场集中并行，导致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
2. 亚洲崛起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开始崛起。日本是亚洲第一个采用新技术、推动创新和贸易的经济体。到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也加入其中。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国新一任领导人后，中国也开始对外开放。
在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计划之前，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头沉睡的巨人，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自给自足等经济政策。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经济体，与世界经济隔绝。这对创业、创新和工业化造成了不利影响。
但一点火花改变了一切。邓小平访问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后，对这个城邦的制造业基础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印象深刻。他在中国多个城市引入类似模式，建立所谓的经济特区，允许外国投资，并鼓励采用其他资本主义做法。
结果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发展故事。1980年至2020年的40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农村经济体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由制造业和创新推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收入成倍增长，教育、医疗和住房状况也相应改善。
中国国内将其采用的经济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许更为贴切：经济的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政府仍发挥决定性作用，制定长期发展方向，并在关键行业和关键时刻进行干预。
近年来，其他新兴市场开始追随中国的脚步。中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因此对进口需求巨大，成为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或者像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国一样，中国提供了一种它们也可以采用的发展模式。
截至2021年，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亚洲在全球GDP中的占比首次在两个世纪以来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在西方工业化兴起之前，在有记录的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和印度等亚洲经济体一直是全球领先的经济体。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西方主导之后，一个新的亚洲世纪如今已经开启。
然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在西方经济体显现的一些问题，近年来也出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首先，经济不平等及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大幅扩大。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住房、教育、工作或资本方面原有的不平等急剧加剧。印度等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也出现了类似变化。
其次，随着亚洲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实现工业化，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开始与经济增长同步上升。如今，中国（下图第8位）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和欧洲紧随其后。总体而言，当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大象曲线
换言之，资本主义进入新兴市场，带来了一些与我们在西方所面临的问题相同的挑战：不平等和气候变化。这并非否认资本主义以不同形式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是否认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如上所述，从GDP来看，今天的世界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
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进步既没有平等惠及所有人，也并非没有有害的副作用。一个令人瞩目的图表是所谓的“大象曲线”。它用一条线概括了全球化、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广泛采用（无论由股东还是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下图中的大象曲线，横轴列出按收入水平排序的人口各百分位，纵轴则显示过去40年间各百分位收入的增幅。由此呈现的图景颇具启示性：全球收入平均增幅惊人，但分布也同样极不均衡。
国家资本主义和股东资本主义，以及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人口中最贫困的那些百分位群体。他们构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新兴中产阶级。包括西方部分工薪阶层在内的“全球中产阶级”，收入增幅要小得多。
收入增幅最大的是全球最富有的1%，尤其是这1%中的最富有者。他们的收入往往翻了一倍、三倍，甚至更多。从财富来看，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据乐施会国际等组织估算，如今仅有几十名个人拥有的资产，就相当于全球最贫困人口的50%所拥有的资产。该组织还表示，新冠疫情势必会让这些不平等现象严重恶化。
4.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全球经济的这两种过度现象——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有害的环境退化——都应促使我们反思是否需要另一种资本主义。这种体系已经存在，名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模式下，企业优化的目标不是短期利润，而是长期价值创造，同时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
在这一体系中，企业、政府、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也被视为平等伙伴，共同追求一个目标：人民与地球的福祉。它可以防止经济不平等像过去那样失控，也会让保护地球成为比现在重要得多的优先事项。
从股东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并非易事。这要求企业改变长期目标，让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并采用新的成功衡量标准；也要求政府积极回应、切实负责，政府成员既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商，也与全球同行交流。
然而，这一转变是可能的。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范例。在丹麦、荷兰和德国等国，政府、企业和工会至今仍以制度化方式共同实践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也在尝试各自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归根结底，如果更多经济体转向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人民和地球都将从长远中受益。鉴于我们今天面临的不平等和危机，这一转变值得推进。
本文借鉴了以下著作中的观点和图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一个推动进步、造福人民与地球的全球经济》作者为克劳斯·施瓦布和彼得·范汉姆。该书由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出版，并于2021年1月27日起在全球发行。
您可以 通过 Wiley 购买，也可以在各地书店购买，例如：Barnes & Noble（美国）、Waterstones（英国）、Chapters（加拿大）、Thalia（德国）、Fnac（法国）、纪伊国屋书店（新加坡），以及Bookshop.org的独立书店，或亚马逊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