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粮价飙升的风险。
各国政府必须携手合作，避免粮食供应链受到冲击。
两位金融专家警告，必须避免粮食保护主义。
早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有迹象表明全球粮价可能很快飙升。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非洲猪瘟去年导致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生猪死亡，令中国粮价同比上涨15%至22%，这是2020年以来的情况。最近，7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摧毁了东非的农作物。在肯尼亚，作为主食的玉米价格自2019年以来上涨了60%以上。
新冠疫情正在加剧全球粮价飙升的风险，这可能引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在其中最贫困的国家，食品占消费支出的40%至60%，约为发达经济体相应占比的5至6倍。
封锁措施导致耐用品和非必需服务需求骤降，而食品需求则恰恰相反。自疫情开始以来，世界各地城市关于恐慌性抢购和囤积食品的报道层出不穷。
在供应方面，全球谷物库存充足，但随着病毒扰乱粮食生产和分销，库存可能很快耗尽。动物饲料、化肥和农药短缺，既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提高了歉收风险。
此外，从印度收获水果和蔬菜到美国肉类加工厂的运营，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明显，因为世界许多地区的跨境旅行限制打乱了移民农业工人的正常季节性流动周期。运输能力不足也让农产品更难运往市场——如果还有市场的话。
农民需要调整供应链，将产品从大宗批发渠道转向（目前关闭的）餐馆、酒店和学校之外的渠道，改为供应杂货店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但这需要时间，尤其是因为面向商业用途和消费者的食品在制作和包装方式上有所不同。在此期间，新鲜农产品不得不被销毁。
此外，一些主要粮食生产国已因应疫情实施出口禁令或配额，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谷物采取了此类措施，印度和越南则对大米采取了此类措施。与此同时，其他国家通过加快进口来囤积粮食，例如菲律宾进口大米、埃及进口小麦。
这种粮食保护主义或许看起来是为最脆弱人群纾困的好办法，但许多政府同时采取干预措施，可能导致全球粮价飙升，2010至2011年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世界银行估计，当时保护主义导致全球小麦价格涨幅约有40%，玉米价格涨幅约有25%。
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国家为何感到不安。新冠疫情导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财政赤字扩大、债务激增；而发展中国家出现新的感染热点，将使挽救生命与保障生计之间的权衡更加严峻。此外，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资本和汇款流入突然中断、旅游业崩溃的局面；其中许多石油和初级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和货币也在急剧恶化。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许多低收入国家就已面临严重的债务困境风险。这些经济体中的许多国家也极易受到粮价飙升的冲击。
野村食品脆弱性指数根据110个国家面临大幅粮价波动的风险进行排名，考量因素包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水平、食品在家庭消费中的占比以及食品净进口量。最新数据显示，在最容易受到粮价持续上涨影响的50个国家中，几乎全部是发展中经济体，其人口合计约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三。
事实上，粮价飙升会成为全球性问题，因为它在各地都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即使在发达经济体，粮价上涨也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没人应忽视粮食危机与社会动荡之间由来已久的联系。
危机期间，多边机构迅速动员起来，向创纪录数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贷款；与此同时，G20债权国已同意暂时暂停提出延期偿债请求的贫困国家的债务偿付。但由于粮价飙升带来的风险并非只影响最脆弱的经济体，临时债务减免或许也需要扩大到其他国家。
疫情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经济动荡，各国政府必须携手应对粮食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更广泛地说，全球政策协调至少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防止粮食保护主义成为疫情后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