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制裁与反制裁给俄罗斯与欧盟、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蒙上阴影（van Bergeijk 2014）。这令人回想起冷战时期；冷战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东西方贸易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东方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是为回应美国和英国对苏联实施的经济制裁而成立的，成员包括苏联以及当时的卫星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冷战期间，欧洲大陆的贸易受到严重扭曲，原因既包括经互会依赖自给自足，也包括东方缺乏硬通货和可兑换货币所带来的困难，以及西方实施的禁运，尤其针对军民两用商品、技术先进商品和食品。政治摩擦对开放度（定义为世界出口额占全球生产总值（GPP）的比例）的影响十分显著；据估算，1985年这一影响相当于GPP的3.5%（van Bergeijk en Oldersma 1990；关于前东德与西德之间的贸易，另见Wolf and Nitsch 2009）。我们从观察中得知，缓和政策带来了欧洲内部乃至全球贸易的巨大增长（Afmann and Maurel 2010）。如今，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加剧是否会导致贸易收缩？
潜在影响
当然，不能直接用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结果来推断新的超级大国冲突会造成什么影响。铁幕和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实现统一；中欧原计划经济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替代性的供应和出口市场。尽管如此，克里米亚危机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冷的潜在影响仍然重大。例如，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近期的一项研究（Veenendaal 2014）报告称，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导致欧盟主要国家和北美的工业生产短期下降约0.5个百分点。如今，欧洲再筑新墙——即使是看不见的墙——仍比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前更难以想象；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政治冲突可能重现冷战贸易情景中的种种相似景象。本文专栏阐述了这种情景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
政治性贸易阻力
为估算贸易冷战重现的潜在影响，我进行了一项思想实验，可以说是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引力模拟模型中重新引入东西方之间有形和无形的壁垒，以模拟2008年的情况（van Bergeijk 2012）。第一步是估算引力模型，尤其是1988年的政治性贸易阻力；当时东西方政治紧张局势仍然十分严峻。依据1988年政治性贸易阻力的引力模型参数估计值，我使用2008年的人口和GDP数据，并考虑若干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分裂、尼日利亚和德国首都的迁移以及德国统一，模拟有无政治性贸易阻力时的世界贸易格局。根据这项模拟，假设在俄罗斯联邦边界重新筑起铁幕，将使贸易开放度降低约1.5%的GPP（图1）。
图1. 估算的铁幕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1988年和2008年
显然，政治性贸易阻力因素并非镜像对称，西欧与经互会（1988年）／俄罗斯联邦（2008年）受到的不同影响便说明了这一点。政治性贸易阻力的成本和收益在东西方之间分布相当不均。其次，两项模拟表明，壁垒的影响取决于壁垒两侧的当地条件，也取决于与位于无壁垒地区的实体开展经济互动，以及这些实体之间进行经济互动的机会。第三，尽管离壁垒越近，壁垒的影响显然越强，但其在地方以外的影响往往也不可忽视；柏林墙和铁幕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影响便是例证。
更广泛的影响
不应将这些结果视为准确预测（Breuss and Egger 1999），而应视为严肃尝试，旨在揭示一道在近代历史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壁垒可能造成多大影响。政治因素导致的贸易扭曲可能带来的代价不容忽视，尽管在当前背景下，其影响要小得多。因此，可以认为，政治防御和安全层面的考量相对而言似乎更为重要。从这一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证明，增进相互经济利益是缓和昔日交战国德国和法国关系的一项重要工具；在较近时期，一体化进程也被认为有助于支持和建立民主、缓和与东欧国家的政治紧张关系，甚至避免中欧“阿富汗化”。减少这些共同利益可能会导致国际安全水平下降。
与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VoxEU
作者：Peter A.G. van Bergeijk 是社会研究所国际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教授。
图片：2009年3月6日，集装箱船驶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布拉德湾。路透社/Andy Cl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