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透明的金融基准

为什么我们需要透明的金融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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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深深嵌入现代金融市场。例如,数万亿美元的银行贷款以及名义金额达数百万亿美元的衍生品交易,都依赖每日公布的 LIBOR。WM/Reuters 外汇定盘价主导着货币市场,该市场每天的交易额超过 5 万亿美元。基准是黄金、白银、石油和天然气等多种大宗商品交易的基础。基准也曾成为丑闻的焦点(Brousseau 等人, 2013 年)。

几乎每周都有关于这些基准遭腐败操纵的消息披露,这让市场参与者继续依赖它们的做法受到质疑。如果金融业和监管机构发现自己无法支持可靠的基准,会发生什么?

没有基准,就不可能预先约定按照公式对资产交易进行现金结算。(实物交割资产通常成本高得多。)此外,没有基准,投资者就难以通过比较基准价格与实际支付或收取的价格,监控交易商或经纪商代表他们执行交易的质量。

在近期的研究中(Duffie 等人, 2014 年),我们指出,基准还能为场外交易(OTC)市场提供宝贵的交易前价格透明度。对于许多类型的金融工具和大宗商品,基准能让信息较少的市场参与者更准确地了解“市场行情”。基准缩小了“买方”市场参与者相对于交易商的信息劣势,从而鼓励更多市场参与,降低因“货比三家”寻找更优价格而产生的延迟成本,并提高 OTC 市场有效地将买方与成本效益最高的卖方相匹配的能力,反之亦然。

例如,设想一个没有 LIBOR 的世界,以及一家急于迅速获得 1 亿美元六个月期融资的公司。该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只大致了解目前可获得的最佳利率。首席财务官联系了 A 银行,经过一番讨论后,该行以 3.7% 的利率提供贷款。由于不确定 A 银行的报价中包含多少利润空间,首席财务官又与 B 银行讨论条款,后者最终提出以 3.8% 的利率放贷。贷款谈判已经耗费首席财务官及其公司的宝贵时间。首席财务官没有继续联系其他银行寻找更低利率,而是直接接受了 A 银行的报价。市场的不透明削弱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推高平均贷款利率,导致首席财务官不愿进入市场。

现在设想一个平行世界,其中存在六个月期 LIBOR 基准利率。假设 LIBOR 定在 3.25%,公开显示大型银行的平均资金成本。首席财务官联系 A 银行时,该行知道首席财务官可以将报价利率与 LIBOR 比较,从而合理估算银行的利润空间。因此,A 银行以 LIBOR 加 0.25% 的较低利率报价,即 3.5%。虽然首席财务官可以联系其他银行,也许能获得略低的利率,但相较于延迟的成本,改善条款的空间相对较小。首席财务官很快接受了 A 银行的报价。

这个例子说明了可靠基准带来的三类社会收益:

  1. 基准减少客户与交易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了公开发布的基准,客户就能更好地判断交易商报价的相对竞争力。因此,耗费成本的搜寻活动也会减少。

  2. 借助基准,客户能更充分地了解“市场行情”。因此,他们交易时会更经常选择报价更优的交易商,从而提高匹配效率。

  3. 在没有基准的市场中,交易商的报价竞争力较弱,导致一些潜在的“买方”市场参与者干脆不尝试进行某些交易。引入基准可以增加具有社会效益的交易量。

谁来引入基准?或许令人意外的是,交易商往往会这样做

表面看来,交易商似乎缺乏引入基准的动力。揭示市场行情会削弱交易商凭借信息优势而相对于买方企业享有的部分优势。因此,基准迫使交易商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压缩每笔交易的利润空间。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交易量的增加足以抵消利润空间缩小带来的损失。有了基准,客户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报价,也更愿意参与市场。交易商因此可能利用协调能力,共同承诺公布基准。哪些市场有基准、哪些没有,并非偶然。交易商会在引入基准有利可图的时间和市场中引入基准。

此外,成本效益本来就更高、因而能够提供更优报价的交易商,也有额外动力引入基准。例如,如果某一特定银行群体通常能以较低利率获得资金,该群体就可以将基准利率用作“透明度武器”,把业务从其他银行那里吸引过来。LIBOR 由一家“基准俱乐部”——全球主要银行组成的团体——在伦敦创立,大概并非巧合。

如果交易商无法通过引入 OTC 市场基准获利,有时可能就由政府或中央银行负责。例如,欧洲隔夜指数平均利率(EONIA)由欧洲央行(ECB)编制。2002 年,金融业监管局(FINRA)推出 TRACE,这是一种交易后价格透明机制;它据称降低了公司债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例如 Bessembinder 等人, 2006 年;Edwards 等人, 2007 年;以及 Goldstein 等人, 2007 年),不过,对于 TRACE 对整体流动性的影响,尚无一致意见(Asquith 等人, 2013 年)。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也会设立基准(例如,Kelley Blue Book 的汽车平均售价)。

如果基准遭到操纵,部分透明度收益就会丧失。Coulter 和 Shapiro(2014)以及 Duffie 和 Dworczak(2014)提出了新的基准定盘方法,使基准较不易遭到操纵。

对基准监管的启示

各司法管辖区的政策制定者尚未就基准的最佳监管方法达成一致。英国和日本近期制定了支持金融基准监管框架的法规。英国还计划将其框架扩展到更多基准(英格兰银行,2014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欧盟法律,允许对“关键”基准进行监管。然而,据美国财政部官员 Randall De Valk 称,美国“不打算对基准实行直接监管”。De Valk 进一步将欧盟委员会的立法草案描述为“规定过于细致”,并称其超出了美国所适用的新全球商定监管原则;这些说法见于 De Valk 的一封信,路透社近期曾援引该信(Jones,2015 年)。

基于我们概述的理由,金融基准通过多种重要方式提升市场效率,值得全球监管机构提供有力且协调一致的支持。

参考文献

Asquith, P、T R Covert 和 P Pathak(2013),《金融市场设计中强制透明度的影响:来自公司债券市场的证据》,工作论文。

英格兰银行(2014),《关于将其他金融基准纳入英国监管范围的建议》,《公平与有效市场评估》,提交英国财政部的报告,8 月。

Bessembinder, H、W Maxwellb 和 K Venkataramanc(2006),《公司债券的市场透明度、流动性外部性与机构交易成本》, 《金融经济学杂志》82(2):251–288。

Brousseau, V、A Chailloux 和 A Durré(2013),《LIBOR 丑闻:接下来会怎样?一种可能的前进方向》,VoxEU.org,12 月 9 日。

Coulter, B 和 J D Shapiro(2014),《LIBOR 的一种机制》,工作论文。

Duffie, D 和 P Dworczak(2014),《稳健的金融市场基准》,VoxEU.org,11 月 1 日。

Duffie, D、P Dworczak 和 H Zhu(2014),《搜寻市场中的基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论文 14-47。

Edwards, A K、L E Harris 和 M S Piwowar(2007),《公司债券市场交易成本与透明度》, 《金融学杂志》 62(3):1421–1451。

Goldstein, M A、E S Hotchkiss 和 E R Sirri(2007),《透明度与流动性:公司债券的受控实验》, 《金融研究评论》 20(2):235–273。

Jones, H(2015),《欧盟立法者考虑在基准问题上向美国作出妥协》,路透社,1 月 8 日。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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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rrell Duffie 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 Dean Witter 特聘教授。Piotr Dworczak 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三年级学生。Haoxiang Zhu 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教员研究员。

图片:2012 年 5 月 11 日,一名男子在东京一家证券经纪公司外查看股票行情牌。路透社/Toru Ha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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