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人都在谈论债务，援引的名义数字高得惊人，深刻影响着全球公共政策辩论。但所有债务都 并非 一样。
首先，就公共债务而言，总额与净额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日本的公共债务总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46%，而扣除政府内部债务后的净额则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7%。
此外，衡量一国公共债务负担真正应关注的，是偿还这些债务的预期年度成本。正如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近期 指出，在零利率下可无限期滚动的债务根本不算债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固定利率越接近零、期限越长，债务存量的负担就越轻。
尽管希腊的公共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但其中大部分为固定利率的低利率债务，加之期限较长，这意味着其债务负担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易于管理。希腊的公共债务偿付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与葡萄牙相近，甚至与意大利相近。事实上，这正是最新的希腊救助协议（其中涉及更多救助资金）有望奏效的原因，前提是希腊获得其所需的债务重组安排，以扭转国内生产总值下滑的局面、减少其基本盈余，并推行强化资产负债表的改革。
这些考量凸显出，若只关注年度预算，而不充分考虑借入资金的使用对长期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那是一种错误。这种狭隘、短视的关注点，与上市公司的做法形成对比：上市公司在编制年度损益表的同时，也强调资产负债表的实力和经济潜力。
不妨设想，德国以1%的固定实际利率借入期限为十年的资金，并将所得款项用于修复国内交通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通过收费、过路费以及从长期看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带来的税收收入，带来4%的适度实际财务回报率。此类投资将直接增强德国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这还未计入通过减少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所产生的社会回报。
除基础设施之外，改善教育方面的支出——具体而言，确保下一代掌握为二十一世纪经济做出贡献所需的技能——同样会带动国内生产总值更快增长。它同样很可能带来可观的社会回报。
对于能够以当今极低、且常为负的实际利率举债的政府而言，借债并加大对长期受益项目的投资，看似再明显不过。这样做将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带动私营部门投资，并创造就业。然而，资产负债表的核算很少成为政治辩论的核心。
诚然，在将长期考量纳入年度预算规则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欧盟委员会等机构日益区分预算赤字的结构性和周期性成分，因而在计算中考虑随投资增加而提高的潜在产出。但这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要使长期资产负债表方法获得推进，政治家必须摒弃扭曲财政政策的意识形态偏见。紧缩政策的支持者目前动辄用名义债务数字吓唬选民，即便在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私营部门利润丰厚却未流向投资的国家也是如此。为反驳他们的论点，舆论引导者应着重强调增量公共投资的预期长期回报，而非诉诸意识形态论证，而是借助近期各行业中回报率相当可观的具体实例。
当然，正如经济学家查尔斯·维普洛兹（Charles Wyplosz）所解释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本身 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但有些需求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在对兼容气候目标的新基础设施以及掌握现代技能的劳动力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背景下，任何能力尚可的政府都应当能够证明，增量投资很可能带来可观的实际回报。
在许多国家，人们可以合理预期，至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一个百分点的增量投资，能带来4%的平均回报。若边际实际利率为1%，公共投资增加实际上将 降低 未来的债务负担。当然，增幅过大也可能给实际利率施加压力，从而挤出潜在的私人投资。若存在显著的汇率风险，例如在非储备货币国家，这一点同样应予以考虑。
当前的财政政策辩论不应聚焦于简单化的标题性数字。为强化公共账目，保守派与进步派都应着手推动以长期资产负债表为导向的政策制定方式，确保辩论基于相关数据展开。否则，错误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和就业创造迟缓——将继续占上风。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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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马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土耳其前经济事务部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前署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路透社（REUTERS）/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