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显著加剧，而且这一趋势丝毫没有逆转的迹象。上一次不平等程度达到如今这样的高水平，是在大萧条前夕。如此严重的不平等不仅与广泛认同的社会正义和机会平等准则不相容，也对美国经济和民主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收入不平等急剧加剧的根源，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向极少数高收入美国家庭，底层90%家庭的平均收入自1980年以来一直没有增长。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份 近期报告 ，如果2013年流向底层90%人群的收入份额与1973年相同，那么家庭收入中位数（按家庭规模调整后）每年将比现在高出18%，约9000美元。
几十年来，美国贫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扣除税款并计入转移支付后）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同类家庭。如今，美国中产阶级也在落后。
过去三十年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幅都高于美国同类家庭。今年，美国失去了“最富裕”中产阶级这一称号，被加拿大超越；几个欧洲国家也紧随其后。如果把这些国家在教育、医疗和退休方面慷慨的公共福利计入家庭可支配收入估算，美国中产阶级的相对地位 还会进一步下滑。
美国中产阶级境况迟迟未见起色的罪魁祸首，是工资增长缓慢。实际工资（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中位数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25至64岁的全职劳动者实际工资中位数便陷入停滞，部分原因是生产率增速放缓，部分原因是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
自1980年以来，实际平均小时薪酬的年增长率为1%，仅为生产率增速的一半。工资增长的分布也变得极不均衡，增幅最大的是收入最高的10%。
此外，技术变革和全球化降低了中等技能岗位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同时低技能岗位占比上升。这些趋势，加上过去十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解释了中产阶级收入为何停滞不前。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工资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可支配收入又推动个人消费支出——个人消费支出远远是总需求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来，随着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中低收入家庭转而借债以维持消费。
个人储蓄率大幅下滑，信贷和抵押贷款债务则急剧攀升，家庭试图跟上富人的消费标准。很长一段时间里，收入不平等加剧并未减缓消费增长；事实上， “涓滴式消费” 压力促使中低收入家庭增加消费、加重债务、更多破产，并承受更大的财务压力。
清算时刻随着2007—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此后，总消费增长一直乏力，因为中低收入家庭被迫减少借贷并偿还债务，往往还不得不因房屋违约而遭受痛苦——房屋是他们的主要资产（而且往往是唯一资产）。
随着这些家庭勒紧裤腰带，消费支出和经济增长的步伐越来越依赖收入分布顶端的收入者。自2009年经济衰退结束以来，收入最高5%人群的实际消费支出增长了17%，而底层95%人群仅增长1%。
此次复苏的格局强化了 长期趋势。2012年，收入最高5%的人群占个人消费支出的38%，而1995年这一比例为27%。同期，收入最低80%人群的消费支出占比从47%降至39%。
展望未来，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收入停滞，意味着总需求将减弱、经济增长将放缓。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还会通过损害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本发展，从供给侧制约经济增长。
出生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先天能力相近。但他们获得的教育机会大不相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较难接受早期儿童教育，更可能就读资源不足、提供较差K-12教育的学校，也较不可能进入或完成大学学业。
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孩子之间由此形成的受教育程度差距很早就会显现，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扩大。据一些估算， 如今的差距是二十年前的两倍。因此，美国陷入了恶性循环：收入不平等加剧会扩大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进而造成受教育程度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人力才华遭到浪费、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并使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经济代价虽然巨大，但政治代价或许最具破坏性和危险性。富人既有动机，也有 能力推动相关政策 ，以维持或巩固自身地位。
鉴于美国最高法院已彻底掏空竞选财务限制，集中的经济权力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转化为集中的政治权力。竞选捐款虽不能保证胜选，却能 让经济精英更容易接触 立法者、监管者和其他公职人员，从而使他们能够按照自身利益塑造政治辩论。
因此，美国政治体系日益被金钱左右。这清楚表明，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已上升到威胁经济增长和民主健康的程度。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表： 辛迪加计划
作者：劳拉·泰森是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教授，也是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平等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图片：2010年11月11日，在台北台湾银行拍摄的图片中可见美元纸币。路透社/尼基·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