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救助为何失败

希腊救助为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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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危机令人痛苦地表明,旨在增强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结构调整计划,只有在该国主动承担责任时才能奏效。希腊眼下的症结在于不愿以可信的方式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但这只是其一再顽固不让的最新例证。事实上,长期以来,贷款方给予希腊的资金 远远超过 要求其偿还的金额,尽管从全球媒体报道中,人们或许永远也无从得知这一点。双方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要达成持久协议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希腊加入欧盟,使其债权人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显然不足以改变根本的利弊权衡。希腊仍然是一个充分主权的国家,而非次主权实体。债权方“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委员会——对希腊所拥有的影响力,远不及市政援助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纽约市濒临破产之际对其施加的影响力。

最好的结构调整计划,是由债务国政府提出政策变革,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助设计量身定制的计划,并为其实施提供政治掩护。由外部强加这些变革,根本不是有效的选择。因此,要让改革落地,希腊政府及其选民必须相信改革。

一个国家必须主动承担改革计划的责任,这并非什么新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乌克兰的 坎坷关系 早在最近一轮谈判之前就已开始。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就该组织在乌克兰的经历撰写了一份 发人深省的报告 。报告的结论大意是,政府未能全心投入改革进程,几乎注定了该计划不会奏效。

报告指出,如果政府无力或无意进行必要调整,最佳选择就是随着改革落实逐步拨付资金,希腊如今正在采用这种做法。遗憾的是,这种方式未能充分克服当地面临的挑战。结构改革的条件往往会改变国内不同派别之间的力量平衡,结果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如果国内缺乏维持改革的意愿,改革很快就会遭到破坏。

左翼思想家长期以来对结构改革计划抱有深深的疑虑,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贷款方受制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言过其实。

诚然,结构改革往往会支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类的政策。但不应把这些干预措施简单地看成非黑即白。打破排斥年轻劳动者的双重劳动力市场(南欧许多地区,包括意大利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法国,都存在这种情况),与让所有劳动者都更容易被解雇,大不相同。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并不等于削减养老金待遇。让税制更简单、更公平,也不等于提高所有税项。

近来,结构改革的反对者提出了更为新奇的异议——其中最突出的是,当政策利率为零时,通缩会造成的问题。如果结构改革只是让所有工资和价格下降,那么短期内确实可能难以应对总需求下滑。但同样的批评也可以针对任何其他政策变动:如果设计不当,就会适得其反。事实是,欧洲的前进之路要求实现更高的生产率。

希腊及其他未成功的救助计划带来的教训发人深省。如果一项债务救助计划要求彻底改变一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那么最佳做法或许是核销私人损失,而不是投入公共资金来弥补这些损失。在希腊这样的案例中,债权人对结构改革的热衷或许更应转向本国,尤其是 改善金融监管。

绝大多数希腊人希望留在欧盟。在理想情况下,以改革为条件提供财政援助,或许能帮助国内那些希望将希腊建设成现代欧洲国家的人。但鉴于希腊迄今为止在实施必要变革、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困难重重,现在或许是时候彻底重新考虑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了。与其为该国提供更多贷款,不如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希腊是否继续完全留在欧元区。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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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

图片:2015年4月23日,雅典一家商店里摆放着待售的希腊国旗。路透社/Kostas Tsironis – RTX19Y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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