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之后，知名经济学家如 奥利维耶·布兰查德、 劳伦斯·萨默斯、马里奥·蒙蒂和雷扎·莫加达姆纷纷支持修订欧元区财政规则，以允许公共投资，从而加快经济复苏。他们认为，鉴于借贷成本降至约1%的历史低位，政府增加资本支出实际上相当于所谓的“免费午餐”，因为由此产生的税收收入足够高，不会导致债务/GDP比率上升。那么，德国官员为何拒绝支持这一做法？
众所周知，德国坚定致力于维护货币联盟内严格的财政规则。德国对“纪律”的重视，首先反映了其文化和大学中根深蒂固的一种倾向，即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联系起来。节俭和避免负债等经济行为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它们符合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
此外，德国人并不相信，尽管凯恩斯主义政策显然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短期影响，但其着眼于提振总需求的做法对长期经济趋势尤其有效。德国的主流观点是，衰退后的增长更可能归功于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
但德国人认为，这类改革必然伴随社会成本，因此不得人心，也难以推行。只有在实施财政紧缩（或至少发出紧缩威胁），且民众面临失业率上升和普遍经济困苦时，一个国家才会有动力推进改革。当紧缩措施放松、威胁消除时，纪律便会松弛，改革动力也会消失。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执政时期的做法，常被用作这一动态的例证。
但是，无论德国坚持“道德化”经济行为有何道理，它在欧元区财政纪律问题上的立场仍值得怀疑。毕竟，欧元区当前需要的不是拯救较弱经济体免于违约，甚至也不是促进长期增长；相反，它需要的是弥补产出和就业损失，尤其是在南欧国家——而财政紧缩和结构性改革都无法单独实现这些目标。
事实上，财政紧缩会直接损害这些目标，压低需求并抑制增长。结构性改革对短期表现的影响则十分有限。
此外，即便困境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已经遭受严重困苦的社会中显然也不会如此。如今，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需要的是积极预期和激励，而不是更多苦难。
德国的财政立场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意大利新总理马泰奥·伦齐不仅加大了反紧缩言论的力度；法国再次计划推迟履行义务，即在两年内将赤字降至GDP的3%以下，并呼吁在执行欧元区财政规则时给予更大灵活性。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会损害持续实现非通胀性增长这一公认目标。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成为这种增长的引擎，既提振短期需求，也提高长期潜在产出。投资能够增强生产能力，同时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充当技术创新的主要传导机制。如此一来，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也能解决长期增长问题。鉴于当前财政乘数较高——广泛存在的产能过剩进一步推高了这一乘数——且借贷成本极低，所有这些收益都可以在不产生净财政成本的情况下实现。
支持增加欧元区公共投资的理由十分充分。当前需要修订欧元区现行财政规则，以便对资本支出给予更有利的待遇。只要纳入严格管控，确保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德国就应当感到满意。
当然，欧元区各国政府增加资本支出并非万能良方。欧洲中央银行也应扩大其近期宣布的量化宽松计划，克服德国联邦银行的反对，大规模购买主权债务，包括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券。
但加快公共投资必须成为欧洲全面经济复苏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鉴于这一做法争议小于非常规货币政策，且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见效，应将其列为首要任务。
经授权与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扬诺斯·潘潘托尼乌于1994年至2001年担任希腊经济与财政部长。目前，他是独立智库进步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图片：2013年1月9日拍摄的一幅多重曝光照片，画面展示了一枚欧元硬币和一幅欧洲地图。路透社/凯·法芬巴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