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很清楚，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不在于收入分配，而在于 再分配的程度。面对如此高的不平等程度，经济学家原本会预期，随着高收入者与收入阶梯中下层人群的差距不断拉大， 美国选民的收入中位数 会推动更多再分配。
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进行更多再分配？
在波士顿刚刚结束的年度 联合社会科学协会 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或许能为这一谜题提供线索。这篇 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 Jimmy Charité 和 Raymond Fisman，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 Ilyana Kuziemko 撰写。作者认为，再分配偏好会受到他们称为“参照点”的因素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一项见解是损失厌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额外获得一美元带来的效用，应当与损失一美元所失去的效用相同（方向相反）。但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损失一美元造成的不效用，远大于获得一美元带来的效用。这种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丢掉5美元会让人感觉比在地上捡到一张5美元钞票糟糕得多。
Charité、Fisman 和 Kuziemko 提供的数据表明，损失厌恶或许可以解释美国选民为何不推动更多再分配。为探究这一问题，他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向受访者描述一个假设情境：两个人根据一次抛硬币的结果获得金钱。一个人得到15美元，另一个人得到5美元。随后，受访者被要求在这两名假设对象之间重新分配金钱。
不过，受访者被分为两组，并读到略有不同的提示。第一组被告知，这两名假设对象只会知道自己最终收到的金额，而不知道抛硬币所决定的金额。如果受访者重新分配5美元，那么他们知道，最初得到15美元的人最终只会知道自己总共收到10美元。
相比之下，第二组被告知，这两名假设对象在重新分配之前就知道自己从抛硬币中得到的金额。因此，同样地，如果受访者重新分配5美元，其中一人就会知道自己原本有15美元，但最后只剩10美元。
实验结果表明，这些参照点确实会显著改变再分配程度。在第一组中，受访者消除了94%的收入差距。但在存在参照点、且受访者知道收款人了解再分配情况的那一组中，收入差距只
消除了
77%。纳入参照点后，再分配程度降低了约20%。
当然，参照点并非解释再分配偏好的唯一因素。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一大笔钱是凭技能或功绩获得的，那么获得者理应保留其中很大一部分。事实上，当作者把收入分配的依据从抛硬币改为 SAT 成绩时，再分配的金额降至56%。参照点导致的再分配降幅，约为运气与功绩之别所导致降幅的一半。 Charité、Fisman 和 Kuziemko 的论文 有趣之处在于，它表明公众对再分配的偏好可能不同于经典最优税收研究中的假设。他们并非首批指出这一点的研究者，但他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普通人或许并非严格的功利主义者。这意味着，经典经济模型——它支撑了相当一部分关于适当累进税水平的讨论——可能建立在一些有缺陷的假设之上。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应忽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本文由 Equitable Growth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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