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欧洲银行正面临高企的不良贷款（NPLs）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使许多国家的企业和家庭背负着无力偿还的债务。就欧盟整体而言，截至2014年底，不良贷款占GDP的比重超过9%，是2009年水平的两倍多。部分南欧国家的不良贷款尤为突出，例如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不良贷款总体上集中于企业部门，尤以中小企业（SMEs）为甚。中小企业贡献了欧洲近三分之二的产出和就业，且相比大型企业，其更依赖银行融资。
图1。欧洲：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不良贷款
注：FSIs根据合并银行数据计算，因此并不仅反映国内不良贷款。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指标（FSIs）及各国当局。
高不良贷款为何构成问题？
薄弱的银行资产负债表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活动的拖累，在主要依赖银行融资的经济体中尤为明显。关于金融依赖与增长的文献已相当成熟（Rajan and Zingales 1998, Kashyap et al 1994）。近期多项研究专门考察了不良贷款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反馈效应。Klein（2013）、Nkusu（2011）以及Espinoza和Prasad（2010）使用不同国家样本均发现，较高的不良贷款往往会降低信贷与GDP之比及GDP增长，同时推高失业率。这与过去五年欧元区银行的数据一致。不良贷款较高的银行——其盈利能力往往较弱、资本缓冲相对不足、融资成本较高——往往会减少放贷（见图2）。
图2。欧元区：高不良贷款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百分比）
注释：CET1＝普通股一级资本充足率。1/ 图表显示了100多家欧元区银行的年度利息收入与贷款总额之比，并与具有 相同国籍的银行年度平均水平相比，统计期间为2009–13。2/ 图表显示每家银行的平均融资成本，其定义为： [利息支出/（金融负债－零售存款）]－主权政府债券收益率（5年期滚动平均）。3/ 图表显示年化贷款增长率，相对于同一 国家的银行平均贷款增长率，数据来自欧洲银行管理局，样本为60多家银行，统计期间为2010–13。已基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和利差的极端值剔除离群值。
资料来源：Bloomberg L.P.；欧洲银行管理局；SNL Financial；Amadeus数据库；各国中央银行；Haver Analytics；Bankscope；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测算。
在近期研究中，我们考察了长期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通过哪些渠道抑制欧洲的信贷增长和经济活动（Aiyar et al. 2015）。高不良贷款会占用银行资本，而这些资本原本可用于增加放贷，同时还会降低银行盈利能力并推高融资成本，从而抑制信贷供给。因此，迅速降低不良贷款对于支持信贷增长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更依赖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而言。此外，“疏通”银行信贷渠道将增强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处置受损贷款还将刺激新增贷款需求，因为这有助于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同时推动不可持续企业的退出。
为何不良贷款如此持久？
鉴于及时处置不良贷款的诸多好处，是什么阻碍了欧洲的进展？尽管欧洲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远高于美国和日本银行，但其核销率仍远低于后者。我们对欧洲各国当局和银行开展了新的调查，以探究原因。其原因远不止周期性经济状况疲软，而且往往根深蒂固。税收制度的某些特征，例如拨备可税前扣除的额度有限，可能会抑制核销。债务执行薄弱和破产程序低效，提高了收回贷款抵押资产的成本。会计准则阻碍了损失的及时确认，并导致拨备被高估。除少数显著例外，欧洲的不良债务市场规模较小或根本不存在。调查结果显示，法律体系缺陷和不良债务市场缺陷被视为比其他结构性及制度性障碍更大的不良贷款处置挑战（图3）。我们还发现，各类障碍相互关联，一个领域的困难会加剧其他领域的挑战。总体而言，这些挑战对欧元区以外的国家更为严峻。
图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调查的不良贷款处置障碍评分：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对比
注释：该图显示了基于欧元区（EZ）及非欧元区（non-EZ）高不良贷款国家调查回复的平均障碍评分。对每个国家，每个领域的最终障碍评分取两方回复中的较大值，两方分别为在该国经营的当局和银行。评分取值范围为1至3，其中3＝高度关注，2＝中度关注，1＝无关注。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当局和银行的调查。
我们还发现，所报告的不良贷款处置障碍越严重，不良贷款状况就越差（图4）。这表明该调查确实捕捉到了相关结构性及制度性约束，这些约束很可能在所调查的高不良贷款国家中具有约束力。
图4。基于调查的国家障碍评分与不良贷款状况对比
注释：基于调查的国家障碍指数取值介于1至3之间（3＝对不良贷款处置的制度性障碍高度关注，2＝中度关注；1＝无关注）；图表所示的基于调查的障碍评分取（国家，银行）中的最大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当局和银行的调查。
应如何降低不良贷款？
欧洲银行需要一套全面的方案，以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置。此类战略应包含三大支柱：
第一，欧洲央行和各国监管机构应加强银行监管。
数十年的国际经验表明，及时确认贷款损失对于激励不良贷款处置和企业重组至关重要。更为审慎的拨备计提和抵押品估值将促使银行迅速处置不良贷款。对于在账面上停留过久的不良贷款，应要求银行计提更多资本，并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达成贷款重组目标。在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主的系统性案例中，监管机构可与银行就标准化标准达成一致，以区分不可持续企业（用于快速清算）与具备生存能力的企业（用于重组）——即所谓的“分流处置法”。此举可避免司法系统不堪重负（Bergthaler and others 2015）。
第二，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破产程序效率，并使债务更易于追讨。
目前各国的法律框架差异巨大。例如，意大利的平均止赎程序时长近五年，而德国和西班牙则不到一年。应缩短冗长的法庭程序，并鼓励以庭外安排作为替代方案。此类改革将提高借款人所提供抵押品的价值，从而使银行更容易核销坏账。
第三，需要发展不良资产的活跃市场。
一个流动性充足的市场将银行（卖方）与具有处置问题资产经验的专业投资者（买方）联系起来。在某些情况下，由政府支持的资产管理公司（AMC）可以助力此类市场启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国有资产管理公司KAMCO在制定统一的不良贷款定价标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西班牙的SAREB则是更贴近欧洲的例子。该机构进入市场后，西班牙银行预计即将进行资产出售，因而调整了资产估值并开始出售不良贷款。这进而吸引了更多投资者和第三方贷款服务机构，形成了良性循环。
这三大改革支柱相互补充，应同步实施，以取得最大成效。例如，更为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在边际上增强银行出售不良贷款的动力，但若缺乏发展成熟的不良债务市场，其效果可能有限。反过来，通过提高抵押品价值并因此吸引有意愿买家的破产制度改革，将极大地促进此类市场的建立。
最后，一系列配套改革将增强全面推动降低不良贷款的成效。改善信用局可获得的债务人信息质量，将信用局与资产登记系统相连接，并使这些数据库可供跨境私营部门主体使用，将有助于发展不良债务市场。确保公共债权人充分参与债务重组，将消除许多司法管辖区中的一个重要拖延因素。此外，可能有必要修订部分税收规则，以消除对拨备或核销贷款的抑制因素。
推进这一艰巨议程需要持续的政策努力。推迟越久，信贷增长乏力和复苏步履蹒跚的风险就越大。
作者说明：本文表达的观点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一定代表其所属机构的立场。
参考文献
Aiyar, S, W Bergthaler, J Garrido, A Ilyina, A Jobst, K Kang, D Kovtun, Y Liu, D Monaghan and M Moretti (2015) “化解欧洲问题贷款的战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讨论说明 第15/19号，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Bergthaler, K, Y Liu and D Monaghan (2015) “应对欧洲中小企业问题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讨论说明 第15/04号，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spinoza, R and A Prasad (2010) “海湾合作委员会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及其宏观经济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第10/244号，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Kashyap, A, O Lamont and J Stein (1994) “信贷条件与存货的周期性行为”，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9(3): 565-92。
Klein, N (2013) “CESEE地区的不良贷款：决定因素及其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 第13/72号，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Nkusu, M (2011) “发达经济体的不良贷款与宏观金融脆弱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 第11/161号，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Rajan, R and L Zingales (1998) “金融依赖与增长”，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 5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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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Shekhar Aiya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处长。Anna Ilyina目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部的顾问。Andreas (Andy) Jobst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图片：欧元雕塑部分倒映在鹅卵石路面的一处积水中。REUTERS/Kai Pfaffenb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