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向其领导层所称的“小康社会”转型,这一艰巨过程涉及众多相互牵动的环节。经济、金融市场、地缘政治战略和社会政策等多个领域正同时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最终的考验或许就在于能否妥善管理这些发展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国领导层能否胜任这一任务,抑或是一次揽下了过多的工作?
西方大多数评论人士仍将这场争论过度简化,将其归结为所谓的“硬着陆”情景——这类论调二十年来屡屡落空。在今年夏季股市暴跌及人民币出人意料的贬值之后,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然而,我认为对中国即将陷入全面衰退的担忧被严重夸大了。
关于中国近期前景的争论虽不应被轻视,但更重要的故事是,中国经济在再平衡道路上取得了稳健进展,即经济结构正从制造业和建筑业活动转向服务业。2014年,服务业在中国GDP中的占比达到48.2%,远超制造业与建筑业合计42.6%的占比。而且差距仍在扩大: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活动同比增长8.4%,远超制造业与建筑业6.1%的增速。
在许多方面,服务业是消费型社会的基础设施。就中国而言,服务业提供的是其新兴中产阶层日益需求的基本公用事业、通信、零售网点、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服务业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每单位产出所需的就业岗位比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约多30%。
很大程度上正因如此,中国的就业形势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表现得远比预期稳健。2013至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年均略超1300万个,远高于政府设定的1000万个目标。此外,2015年初的数据显示,城镇就业仍接近近年来的可观水平,这与经济硬着陆或衰退通常伴随的劳动力市场压力相去甚远。
服务业也是使中国城镇化战略如此有效的关键要素。目前,约55%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而1978年这一比例不到20%。未来15年,这一比例还有望升至65%至70%。新设和扩建的城市通过服务业就业维持增长,进而使城市人均收入达到农村收入的三倍,从而提升消费购买力。
因此,尽管外界对中国经济崩溃忧心忡忡,但向服务型经济的快速转型正在缓和旧有制造业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近期与中国进行的第四条款磋商中也强调了同样的结论,指出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正在上升,且2014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略高于投资。这看似只是微小的进展,但相对于结构性变革通常极为缓慢的节奏而言,其实相当迅速。这一进程在中国仅始于2011年,随着《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颁布而启动。
遗憾的是,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但书。经济再平衡的进展固然令人鼓舞,但中国所承担的任务远不止于此:同时还需推进金融体系现代化、改革汇率制度,并治理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的过度行为。与此同时,当局还在推行力度很大的反腐运动,实施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并以“中国梦”为表述推动民族主义复兴。
这些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尤为艰巨。例如,去杠杆与股市泡沫破裂相互叠加,可能在旧制造业经济中引发自我强化的下行螺旋,打击消费者信心,并抵消新兴服务业经济的活力。同样,南海的军事冒险可能在中国能够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之前,就已损害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
讽刺的是,在市场化、以消费为导向的体制中,中国这种“走钢丝”式的平衡术对当局而言可能更加难以维持。中国正处于从严格管控、国家主导的模式转型之中,而政府的态度似乎摇摆不定:例如,一方面强调决定性地转向市场,另一方面却在股价暴跌时大力干预。同样,它一方面接纳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外汇制度,另一方面又在引导人民币走低。
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断断续续、时进时停,中国可能在不经意间陷入一种类似于裴敏欣长期所称的“受困的转型”之中:在一党制国家,经济改革战略因缺乏政治意愿而受阻。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当今中国并不缺乏政治意愿。挑战在于如何对这一意愿进行优先排序,使中国始终走在改革与再平衡的道路上。在这些方面的任何倒退,都会把中国拖入裴敏欣长期担忧的那种不可避免的陷阱。
经济发展始终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正如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所强调的,在跨越中国已达到的人均收入门槛方面,历史上的失败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中国最不需要的,就是试图在针尖上保持过多的平衡。其领导层需要简化并厘清一项议程,否则这项议程可能变得过于复杂而难以管理。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刊发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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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S·罗奇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主席兼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图片:2014年5月16日,中国国旗在北京市中心中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大楼前飘扬。REUTERS/Petar Kujundz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