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日益担忧，企业从私人市场筹集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这将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和财富创造产生不利影响。
公开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将带来诸多风险，例如限制散户投资者的选择、透明度下降以及获取流动性资本的渠道减少。
确保公开市场与私人市场相辅相成的解决方案，将使企业和投资者兼收两者之长。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公开资本市场为巨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创新以及个人财富积累提供了动力。获得庞大且具有流动性的资本池，使企业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为其增长融资，从而使管理团队得以投资新产品和新技术、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并充分发挥企业的全部潜力。
首次公开募股的吸引力以及未来收益的潜力，吸引了员工加入那些原本可能缺乏人才的初创企业。投资于公开交易资产，尤其是通过养老基金进行投资，也一直是个人和家庭积累财富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有人担忧企业和投资者可能绕过公开市场，转而通过私募股权、后期风险投资或直接贷款筹集资金。试想一下，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本土企业数量，从1996年约7500家的峰值起，此后已下降近40%，如下图所示——降幅之急剧，尽管近期已出现一些重新增长的迹象。
近年来市值的明显增长主要由科技领域的少数大型企业推动，这进一步加剧了集中度方面的担忧。与此相关的是，全球私人市场管理资产（包括私募股权、风险投资、房地产、私募债务和基础设施）在2019年升至6.5万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成长资本与投资选择的获取
正如多位企业领袖和学术专家所指出的，如果企业继续通过私人机制融资，将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和财富创造产生影响。作为全球未来投资理事会，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重要议题。
诚然，支持私人资本的有力论据确实存在。它使企业能够在不受季度业绩压力的情况下为增长融资，而这种“短期主义”往往困扰着上市公司。也有观点认为，私营企业的“代理成本”可能有所降低，因为管理层与投资者的利益高度一致。然而，公开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将带来一些风险：
限制散户投资者的选择：根据定义，私人市场并不向普通公众开放。因此，普通散户投资者无法接触到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些企业中可能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这对于那些自行投资或通过固定缴款养老计划投资的人来说负担尤其沉重，他们通常无法获得原本可用于积累养老资产的私人投资。
透明度下降：上市公司所受的监管披露要求，以及外部投资者的审查，使其在经营战略、运营与财务表现、公司治理和风险敞口等方面保持相当高的透明度。诚然，处于公众视野之下虽然负担沉重，但确实为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供了额外的约束力。
流动性资本获取减少：公开市场长期以来一直是为成长型企业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企业在困难时期充实资产负债表的重要途径。若公开市场大幅萎缩，将失去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如果私人市场在经济下行时“枯竭”，这可能会成为严重问题。
应对私人资本的新思路
本文的目的并非表明公开市场天生优于私人市场，而是认为两类资本各有优势。可以探索若干可能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公开市场的优势——例如投资者可及性和透明度——不会在私人市场中完全丧失。
1. 推动私人市场的民主化。由于目前大多数散户投资者尚无可行途径参与私人融资，大型公共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发行以其投资组合中私人市场资产为基础的证券，提供近期解决方案。此类私人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可能有限（即只能在季度末出售）。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我们已经观察到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显著增长，这可能成为提升此类工具流动性的第一步。
美国关于将私募股权等非流动性投资纳入散户养老计划的指引，是另一项令人鼓舞的进展。更长期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开发与私人市场债务或股权挂钩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最后，近期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发行量的增长在公开市场与私人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理论上可将公开市场的深度与私人市场通常具有的专业化所有权结合起来——尽管其成交量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但这无疑是一项有趣的发展。与所有形式的创新一样，务实而审慎的监管以保护散户投资者利益，将是必不可少的支撑机制。
2. 培养类似上市公司的约束机制。投资者应在推动其投资组合中私营企业良好治理政策与实践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许多私人市场投资者已在这方面有所行动，他们意识到良好的治理是创造价值的明确途径。此外，若建立一种每股投票权与持股期限挂钩的制度，或可增强长期投资和参与度。
3. 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议题对上市公司投资者而言已变得愈发重要。资产所有者也应采取类似的ESG关注重点，并考虑在评估和选择私人市场普通合伙人时纳入可持续发展指标。近期在此方面由世界经济论坛与ILPA发起的倡议令人鼓舞。
可持续发展融资
从福特和IBM到苹果和谷歌，企业一直依靠公开市场为创新、增长和就业提供资金，而投资者也从参与公众持股中获益良多。我们并不认为公开市场会消失。但我们确实认为，私人市场若能借鉴公开市场长期以来所具备的包容性、透明度和约束力等原则，将会更加完善。
本文是由现任及前任全球未来投资理事会成员撰写的系列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