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西蒙斯（Robert Simons）发表了 一份猛烈的指控 ，矛头指向美国企业和商学院。他指责美国公司变得头脑迟钝、缺乏焦点、缺乏竞争力，部分原因在于商学院劝说它们接受一长串空泛而讨好人心的价值观，例如社会责任、环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重提 一篇广为人知的抨击文章 ，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早在1970年提出，西蒙斯主张企业的唯一使命是“竞争并取胜”。弗里德曼同样坚持认为，除赚钱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分心之举。
这一论点的诱人简洁性难以否认。谁会否认企业有明确的责任为股东赚取利润，或者否认大多数股东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赚钱，而非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何必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因为它们本来就很复杂。
第一，大多数对弗里德曼观点的引用都忽视了他对企业行为所受约束的认可。用他的话说，企业应当“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赚钱，这些规则既包括法律所体现的规则，也包括伦理习俗所体现的规则。”换言之， 仅仅遵守法律是不够的。某些伦理约束，例如基本人权，体现的是普遍价值；另一些则因时间、地点和情境而异。
第二，并非所有股东都相同。正如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林恩·斯托特（Lynn Stout） 所指出的，他们是“具有不同投资期限、不同的 事前 与 事后利益、不同程度的多元化，以及在牺牲个人财富以遵循伦理规则、避免伤害他人方面的不同态度的人。”他们在风险态度上也存在差异。
在特定时期内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可能满足部分股东的利益，却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利润最大化的简单理论忽略了不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现实中，企业做决策时必须平衡这些利益。
第三，企业也会随时间影响股东的利益。个人会倾向于选择与其个人偏好相契合的组织。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倡导独特的价值观、使命和文化，吸引志同道合的股东。
一项 近期研究 发现，相较于以股价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那些践行长期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公司，其股份中耐心股东所占比例更大。 越来越多 的投资者正在寻找责任投资或 “影响力投资” 机会，这些机会承诺兼具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
第四，每家企业既依赖其运营所在的社会，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企业规模越大、全球化程度越高，其社会影响也就越大、越具全球性。
企业需要有购买能力的客户，这意味着企业受益于社会稳定和广泛的繁荣。企业还需要受过教育、勤奋工作、有道德的员工，以及可靠、高效的供应商。此外，企业还需要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和机场等实体基础设施，也包括优质学校、安全社区和有效的法律体系等社会基础设施。
忽视其运营所处的更广泛社会和环境背景的企业，很可能付出代价：声誉受损、品牌价值流失、销售下滑、招聘人才困难、工人生产率降低、腐败、政府监管趋严，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成本增加。
目前已有手机应用程序，可为客户、投资者和政府官员评估并评级大型跨国公司的供应链。表现不佳的公司可能面临失去销售和投资者、并引发官方监管或法律行动的风险。
例如，苹果公司的品牌近期因中国富士康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曝光而受到冲击，该公司大部分iPhone和iPad都在此组装。针对客户、员工和股东的担忧，苹果改善了工作条件，并同意接受独立观察员的定期审查。类似地，美国和欧洲服装企业一直在努力遏制孟加拉国服装工厂致命工作条件所造成的声誉损害。
弗里德曼-西蒙斯观点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这一观点假定，有能力且不腐败的政府既能提供繁荣经济所需的公共产品，又能遏制私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如污染和气候变化。但是，在企业实际运营的社会中，政府往往无力或不愿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或遏制负外部性。面对“政府失灵”，企业承受着来自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其中包括无能和腐败的政府本身，要求其应对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但是，企业无法单独解决此类问题。解决方案有赖于私营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创新合作。这一趋势已然出现。例如，沃尔玛与环境防御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合作，制定了一项战略，以消除其货架上产品中所含的2000万吨隐含碳。同样，欧盟、国际劳工组织和孟加拉国政府也与全球企业合作，达成了 一项协议 ，以改善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
企业对股东负有责任，但也对允许其运营的社会负有责任。两项责任都能实现盈利。Simon’s的断言认为，对社会或环境价值的承诺正在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一断言并无证据支持。事实上， 近期证据 表明情况恰恰相反：社会和环境责任可以成为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
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劳拉·泰森（Laura Tyson），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教授。
图片：2007年2月9日，人们在伦敦市中心手持地球仪。路透社（REUTERS）Kieran Dohe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