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自2008年以来，银行救助使欧洲和美国的私人损失大规模转嫁给了纳税人。最新一轮希腊银行救助是一则警示故事，说明政治（在此案例中即欧洲的政治）是如何被导向以可疑的私人利益为代价，将公共损失最大化的。
2012年，资不抵债的希腊政府向欧洲纳税人借款410亿欧元（450亿美元，相当于希腊日益萎缩的国民收入的22%），用于为该国资不抵债的商业银行注资。对于深陷不可持续债务及随之而来的债务通缩螺旋的经济体而言，这笔新贷款及其附带条件的严苛紧缩措施无异于一副枷锁。希腊人至少被许诺，这次救助将一劳永逸地稳固该国银行。
2013年，欧元区救助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将这一批资金转给其希腊分支机构赫勒尼克金融稳定基金（HFSF）后，后者向四家“系统性”银行注入了约400亿欧元，换取无投票权的股份。
数月之后，即2013年秋，又策划了第二次注资并发行新股。为使新股对私人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希腊的官方债权人“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委员会）批准以惊人的80%折扣发行这些股份，价格远低于HFSF代表欧洲纳税人在几个月前支付的价格。关键在于，HFSF被阻止参与认购，致使纳税人的股权遭受巨大稀释。
利用纳税人承担损失之机察觉到潜在收益， 外国对冲基金蜂拥而至 以谋取利益。仿佛是为了证明其明白所涉的不当之处，“三驾马车”迫使希腊政府为HFSF董事会成员豁免刑事起诉，原因是他们没有参与新股认购，以及由此导致纳税人410亿欧元注资中有一半化为乌有。
“三驾马车”将对冲基金的兴趣视为其银行救助方案激发私营部门信心的证据。但长期投资者的缺席表明，资本流入纯属投机。认真的投资者明白，尽管注入了大量公共资金，银行仍处于严重困境之中。毕竟，希腊的大萧条已使不良贷款（NPL）占比升至40%。
2014年2月，即第二次注资数月之后，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报告称 ，不良贷款规模持续膨胀，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第三次注资。到2014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外泄，称恢复银行资本需要超过150亿欧元，远超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中剩余的资金。
到2014年底，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的时间与资金已近耗尽，政府还需承担2015年另外220亿欧元无资金来源的债务偿还，“三驾马车”的官员对此毫无疑问。为维持希腊“项目”仍按计划推进的假象，第三轮救助势在必行。
推动第三轮救助面临双重问题。其一，对“三驾马车”友好的希腊政府以政治生存作担保，承诺第二轮救助将于2014年12月完成，并且将是最后一次。几个欧元区政府也以相同承诺获得了各自议会的同意。其后果是，该政府倒台；2015年1月，我们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政府以挑战这些“救助”内在逻辑为使命当选。
作为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我决心让任何新的银行注资避开前两次的陷阱。新贷款应仅在希腊债务已变得可持续之后才获得落实；在设立专门处理银行不良贷款的机构（即“坏银行”）之前，不应再向商业银行注入任何新的公共资金。
遗憾的是，“三驾马车”对理性解决方案并无兴趣。其目标是碾压一个敢于挑战它的政府。它确实做到了：人为制造了一场长达六个月的银行挤兑，于6月关闭希腊银行，并于7月迫使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屈服，接受“三驾马车”的第三笔救助贷款。
第一项重大举措是11月对银行进行第三次注资。纳税人通过HFSF又投入了60亿欧元，但再次被阻止购买向私人投资者发售的股份。
因此，尽管注入了约470亿欧元（2013年为410亿欧元，2015年又注入60亿欧元），纳税人的股权比例从超过65%降至不足26%，而对冲基金及外国投资者（例如约翰·保尔森、Brookfield、Fairfax、Wellington和Highfields）仅以51亿欧元的投资便攫取了银行74%的股权。尽管对冲基金自2013年起就已出现亏损，接管希腊整个银行体系所需的这笔微薄之资，依然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结果是，银行体系仍然充斥着不良贷款，并饱受持续衰退的冲击。随着最新一轮注资，“三驾马车”坚持以“拖延并粉饰”（extend-and-pretend）的方式发放救助贷款，其代价也随之更高。纳税人此前从未以如此巨额的出资，惠及如此少数的人，而代价却如此之低。
刊登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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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雅尼斯·瓦鲁法克斯，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图片：一面欧盟旗帜与一面希腊国旗在希腊央行位于雅典的总部入口处飘扬。REUTERS/Yannis Behrak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