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激发创新的能力有限。按照这种看法，国家在经济中应尽可能少发挥作用，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时才介入。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事实上，政府能够也确实在推动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积极创造新市场，而不仅仅是修补市场。诚然，主张政府在经济中作用有限的人认为，市场失灵足以证明政府可以为基础设施和基础科学提供部分资金。但如此有限的干预，几乎无法解释流向下游应用研究的数十亿美元公共部门资金，甚至包括为企业提供早期融资。事实上，在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创新中心，国家发挥了关键的“企业家”作用，构想并资助了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到绿色技术等全新领域的诞生。
例如，在硅谷，政府通过由多个公共机构组成的分散网络充当战略投资者：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相关资金规模可能十分惊人，而且并非只用于信息技术；能源和生命科学领域也获得了大量资金。例如，201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向生物医学研究投入了310亿美元。哈佛医学院教授玛西娅·安格尔（Marcia Angell）指出，这些资金在近几十年来一些最具革命性的新药研发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对于一些最具创新力的美国公司而言，来自SBIR的资金已证明比私人风险投资更为重要。
美国以外的例子包括以色列：公共风险投资基金Yozma为该国一些最具活力的公司提供了早期资金；以及芬兰：公共创新基金Sitra为诺基亚提供了早期融资。在中国，国有开发银行正向该国一些最具创新力的公司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其中包括华为和英利太阳能。
这类公共投资对于创造和塑造新市场至关重要。事实上，政府投资在几乎所有使iPhone成为智能手机的技术研发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互联网、GPS、触摸屏，以及支撑Siri的语音识别技术进步。同样，在许多国家，正是公共部门率先推动绿色技术成为可能。
认识到政府投资对促进创新和增长的重要性，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关于国家干预的传统观念。公共机构不应专注于挑选个别技术或企业，而应像投资者一样行事，对多元化的选择组合进行押注。
与任何其他投资者一样，国家并非总能成功。事实上，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政府机构往往投资于不确定性最高、私人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这意味着公共机构必须有能力承担风险，并从反复尝试中吸取教训。
如果失败是创新这场博弈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政府又对创新至关重要，那么社会就必须对“政府失灵”更加宽容。但现实是，政府一旦失败，公众便群起抨击；政府成功时，公众却默不作声。
例如，美国太阳能公司Solyndra破产，尽管该公司曾获得一笔5亿美元的政府担保贷款，却引发了党派抗议。然而，很少有人停下来想一想：政府曾向特斯拉提供几乎同等数额的资金，帮助其开发Tesla S汽车；这款产品被视为硅谷创新的典范。
那么，怎样才能让公众更能接受政府的失败？
私人风险投资家用成功投资的收益弥补失败投资的损失；但政府项目很少以产生可观回报为目标设立。有人认为，政府通过税收获得回报，但现行税制并不奏效，原因不仅在于漏洞，也在于税率下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时，最高边际税率超过9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利得税也下降了50%以上。
为了争取公众支持对高风险创新进行公共投资，或许应让纳税人获得更直接的回报：将利润注入公共创新基金，为下一轮技术发展提供资金。对于上游基础研究而言，跨行业、跨领域的溢出效应有时已足以构成社会回报。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建立替代性激励机制。
例如，政府对特斯拉投资所获的部分利润本可通过持股（或收取特许权使用费）收回，并用于弥补对Solyndra投资造成的损失。政府向企业发放的公共贷款可以规定按收入偿还，就像学生贷款通常采取的方式一样。对于主要依靠NIH资金研发的药品，也可以设定价格上限，避免纳税人重复付费。
有一点很明确：现行做法存在严重缺陷，主要原因在于它将风险社会化，却把回报私有化。这不仅损害未来的创新机会，也削弱政府向公众说明自身作用的能力。承认国家过去在塑造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今后应继续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开始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推动未来经济增长所需的新一轮前瞻性公共投资是什么？#
本文由 辛迪加项目（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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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部创新经济学教授，著有 《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迷思》（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图片：2007年2月14日，一名男子从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旁走过。路透社/尼基·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