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澳大利亚财报季迎来了一批成绩斐然、 薪酬丰厚的 首席执行官。
尽管并非澳大利亚薪酬最高的人士，据报道，Qantas（澳洲航空）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Alan Joyce）因帮助航空公司扭转财务业绩而获得1180万澳元。乔伊斯的做法包括削减成本和航线、重组国际业务并冻结薪资，这些举措共同带来了显著的财务改善。
然而，与乔伊斯毫无关系的两个因素—— 油价下跌 和 澳元走弱 ——才是澳洲航空此番转型得以发生的真正背景。
商业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确实引发了诸多争论）在于，首席执行官对企业绩效究竟有多大影响。 一项实证研究 来自美国，表明在企业层面，或许有38%的绩效差异可归因于首席执行官的决策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这一数字较 此前的研究 有了相当大幅度的提升：其认为，企业绩效差异中或许有20%可归因于首席执行官及其决策。该研究的一个问题在于，无法将企业、其领导团队与整个组织区分开来。尽管如此，学界已形成共识：高层领导者能够，并且确实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首席执行官之外、组织本身之外的其他因素显然也至关重要。事实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似乎远大于首席执行官本人。这些其他因素包括：任职前企业的财务状况、行业与经济环境，以及商业生活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然而，首席执行官若借助组织权威做出大胆的战略决策、调整组织架构，并通过日常领导行为塑造一种运营方式，则会带来绩效的变化（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
并非所有首席执行官都像艾伦·乔伊斯那样交出了亮眼的成绩。Woolworths的首席执行官与董事长均将离职，而 艾哈迈德·法胡尔（Ahmed Fahour）在澳大利亚邮政的处境 依然艰难。不过，在这两起案例中，导致业绩令人失望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对 Woolworths 而言是Aldi的持续崛起，对澳大利亚邮政而言则是信件业务的终结性衰落。
在每个案例中，都存在内部问题，且可以说本可避免：澳洲航空在香港的冒险扩张 是一场灾难，Woolworths则有Masters项目，澳大利亚邮政则经历了 “数字邮箱”（Digital Mailbox） ——但在每个案例中，这些孤立的问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哪些方面运转良好，哪些方面并不理想。
不止一人
无论是研究还是常识都告诉我们，若要更好地理解绩效，就需要思考组织领导者的本质与行为，以及他们如何与组织及其所处环境“契合”。若未能实现这种契合，一位在某一组织中表现出色的领导者，到另一组织中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正是这种三方权变关系——即人、组织与情境的契合——至关重要。
要最好地看清这一点，可以观察长期任职的领导者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组织与外部现实有多么困难。Fortescue Metals（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的领导层则是这一问题仍在进行中的一个案例。创始人安德鲁·福里斯特（Andrew Forrest）及其管理团队擅长达成交易、快速为增长融资，使得在2008年年中铁矿石价格飙升之际，公司股价一度接近$11的高点。
随着铁矿石价格暴跌，Fortescue的股价跌至不足$2，新的组织与竞争现实要求截然不同的组织议程与技能组合。 推动Fortescue 从一家高速增长的初创企业转变为低成本生产商，对现有领导团队而言很可能是一项挑战。
这一教训值得牢记：将领导者简单地贴上“好”或“坏”的标签，很少能准确反映其能力，且常常导致虚假而具有破坏性的归因错误。
在所有组织中，都应重视高层管理团队内部技能多样性的重要性，重视轮换式领导，以及在重大决策及其执行上采取共识式方法。在大型复杂组织中，弱化“大老板”的个人化角色，并承认多元领导风格的必要性，将使超级明星式首席执行官减少，但很可能带来更好的组织绩效。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刊登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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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igel Martin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与经济学院讲师，John Rice为新英格兰大学管理学教授。
图片：一名女商人走过巴黎西部金融区的拉德芳斯拱门（Arche de la Defense）下，身影呈剪影。REUTERS/Christian Hart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