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二十国集团的宗旨，并衡量其在布里斯班的成效，就需要了解经济危机与变革的历史。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战后秩序、20世纪70年代的七国集团，到今天扩大的二十国集团，反复发生的危机塑造了全球机构。
这个“家族谱系”随着危机重塑权力与理念的平衡而不断演变，改变了经济能力的分布，并引发了围绕四个大致阶段的辩论。追溯这些阶段的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第一阶段：两战间的悲剧——从《凡尔赛条约》到大崩盘
首先，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的两战间岁月，经济领导力和思想都十分匮乏，世界经济则陷入萧条。
全球经济危机的“原罪”可追溯至1919年的凡尔赛峰会。当时，各国未能认识到共同利益，在惩罚德国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失去客户和有偿债能力的借款人。要认识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并不意味着必须免除德国对冲突的一切责任。
这些错误又因两战期间对金本位制的错误坚持而加剧。金本位制将世界经济锁定在下行轨道上，阻碍了大崩盘后可能采取的复苏世界经济的努力。
相反，市场崩溃后的早期应对措施以紧缩呼声为特征。例如，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敦促赫伯特·胡佛“清算劳动力，清算股票，清算农民”，从而“清除体制中的腐败”。梅隆认为，做到这一点后，“人们会更加努力工作”，也会“过上更有道德的生活”。
第二阶段：战后的胜利——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大通胀
其次，又过了1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建立。这体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念：各国在“宏观”层面有共同利益，应通过合作防止市场危机自我强化。
诚然，这一秩序并非仅凭凯恩斯的理念就能维系。它还需要发挥一种仁厚的“美国霸权”，以稳定固定汇率体系，而这一体系或可增强战后经济稳定。
即便如此，这一秩序也有两大弱点。首先，它内含通胀倾向，因为它依赖工资增长来推动需求。其次，战后数十年间美国令人瞩目的实力——当时美国的GDP几乎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不可能永远持续。
第三阶段：合作与危机——七国集团遏制通胀，却催生泡沫
最终，总会有一些东西需要让步。由此形成了第三种经济秩序：美国的凯恩斯主义霸权让位于更加多边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由当时的大西洋和欧洲强国以及日本共同稳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峰会上，这一秩序逐渐发展为七国集团。
起初，七国集团试图沿用旧有的凯恩斯主义方略，在增长与通胀之间权衡取舍。然而，随着工资和价格压力日益“自行其是”，这种做法被证明难以为继。在1977年伦敦经济峰会上，各国承认必须应对通胀，尽管这会付出就业方面的代价。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秩序也显现出自身的弱点。具体而言，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工资—价格螺旋以新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反复发生的资产价格泡沫。这些泡沫引发的危机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繁荣。
由于这些危机无法仅由北大西洋国家应对，亚洲危机尤其推动了权力范围的扩大。作为领导人论坛，扩大的二十国集团补充了七国集团，为亚太地区提供了更多代表权，尽管当时仍处于部长级。
鉴于截至21世纪中期以前的危机基本具有区域性，这种有限的作用或许合乎情理。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看法发生了改变。
第四阶段：二十国集团如何平衡复苏与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政策制定者常常认为全球经济已到达一个转折点。正如陆克文所言，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是：
“把资本主义从它自身手中拯救出来：认识到开放竞争市场的巨大优势，同时拒绝极端资本主义和不受约束的贪婪——它们已经扭曲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许多部分。”
按照这种解读，正如1929年大崩盘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秩序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起，2008年的崩盘也可能开启复苏与改革的新时代——由二十国集团引领前行。
然而，这些说法言过其实。上述每一次危机都只带来了渐进式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二十国集团同样经历的是渐进而非突变的变化，因此布里斯班最重要的成果很可能是“幕后”取得的。危机过去五年后，官员们将不再着手设计大规模经济救助方案，而是以更审慎的方式努力构建新的货币和监管工具——这些工具或可促成增长与经济稳定之间重新实现平衡。
作者：Wesley Widmaier 是格里菲斯大学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未来学者
图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金融区一家大华银行（UOB）分行外查看屏幕。路透社/Vivek Prak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