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改变了金融监管架构。尤其是，许多国家提高了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这使观察人士认为，金融危机是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尽管有关制度特征与监管有效性之间联系的证据仍不明确（Barth 等，2002；Čihák 和 Podpiera，2007；Eichengreen 和 Dincer，2011）。
金融监管机构架构改革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设立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统一监管机构，通常与许多中央银行在银行业危机期间遭遇的声誉受损有关（Masciandaro 和 Quintyn，2009）。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际有14个国家提高了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形成了一种“重大逆转”，审慎监管重新回到中央银行手中。
美国立法机构于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重新思考美联储在重塑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尽管在讨论该法案期间，美国立法者曾探讨限制美联储部分监管权力的可能性，以及加强对中央银行的政治控制，但《多德-弗兰克法案》最终实际上扩大了美联储作为审慎监管者的职责。在欧洲，2012年，欧元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启动了建立欧洲单一监管机制（SSM）的进程。该机制于2014年11月投入运作，并将银行业监管职责交由欧洲央行（ECB）与参与成员国的国家监管机构共同承担。
就欧盟个别成员国而言，德国政府通过2011年新《银行法》撤销了统一金融监管机构（BAFIN），转而由德国联邦银行负责；该行如今是主要的银行监管者。2013年，英国政府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的关键审慎监管职能划归英格兰银行。2010年，爱尔兰金融服务监管局在法律上与中央银行合并。此外，对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和斯洛伐克所实施改革的分析显示，监管整合趋势并未导致中央银行参与程度降低。
监管架构朝着中央银行参与程度更高的方向演变，并非仅是欧盟趋势。2013年，俄罗斯和卡塔尔也将金融服务监管架构统一交由各自的中央银行负责。图1展示了1996年至2013年间，100个国家样本中监管职能越来越集中于中央银行的趋势；颜色越深，中央银行的参与程度越高。
图1. 中央银行内部统一监管的演变（1996-2013）
注：图中展示了本文构建的中央银行参与监管程度指数 E-CBFA 的演变。颜色越深，参与程度越高。
是什么触发了这类改革？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新数据集，收录1996年至2013年期间100个国家大样本中负责监管金融部门（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市场）的机构信息。我们识别了样本国家监管架构中实施的全部改革，并构建了一个衡量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银行手中的新指数。
我们的分析指出了推动这些改革的两个主要因素。
首先，我们发现，金融危机会显著提高一国改革其监管架构的概率。
因此，与普遍看法一致，在改革前两年内经历系统性银行业危机，会提高各国改变监管架构的概率。
其次，我们强调了同样稳健、也更具新意的“从众”效应。事实上，我们表明，政界人士在同侪采取行动时更有可能推动改革。
我们为这一效应构建了四种代理指标。第一种从众效应指标称为“相同 E-CBFA 指数（全球）”，表示在某一给定年份，全球范围内与某个国家具有相同金融监管架构的国家数量。该变量可以这样理解：如果金融部门监管架构存在某种从众效应，那么某国在某一年实施改革的概率，与当时采用和该国相同监管架构的国家数量呈负相关（相同 E-CBFA）。换言之，当许多其他国家采用与该国相同的监管体系时，该国实施改革的可能性较低。某种监管架构越流行，一国就越不愿实施改革来改变它。类似地，“相同 E-CBFA 指数（洲）”这一变量考察的是，在某一给定年份，与某国具有相同金融监管架构的同一大洲国家数量。
如果这两个变量提供了某一特定年份采用相同金融监管架构的国家数量信息，那么我们构建的另外两个变量则表明实施特定改革的“流行程度”。更具体地说，“E-CBFA 改革（全球）”变量衡量某一给定年份全球范围内正在实施监管改革（即改变 E-CBFA）的国家数量。如果某一年金融监管架构改革很流行，这应会提高一国也改革其监管架构的可能性。类似地，我们定义了“E-CBFA 改革（洲）”变量，表示某一年正在实施监管改革、且位于同一大洲的国家数量。因此，鉴于这四项不同指标用于捕捉从众效应，我们预计改革概率与前两个变量呈负相关，而改革可能性与后两个变量呈正相关。
结果
从众效应变量与 E-CBFA 改革虚拟变量呈负相关，并且在所有模型设定中都高度显著。
因此，如果某国的制度安排在同侪国家中不那么普遍，该国似乎更倾向于改变其监管架构。
与此同时，从众变量与监管改革概率呈正相关。
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也在重组监管架构的时期，会有更多改革发生。
因此，我们的结果显示，政界人士之间存在一种有趣的时尚效应。如果某国的制度安排在同侪国家中不那么普遍，该国政界人士似乎更倾向于改变监管架构。与此同时，从众变量与监管改革概率呈正相关。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也在重组监管架构的时期，会有更多改革发生。
从众效应对中央银行家担任监管者的角色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传统的中央银行制度设计解释都完全没有涉及这一效应。我们的结果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对中央银行制度安排的经济学研究需要进一步纳入政治经济学考量（Alesina 和 Tabellini，2007；Alesina 和 Stella，2010）。
参考文献
Alesina A 和 G Tabellini（2007），《官僚还是政客？第一部分：单一政策任务》，《美国经济评论》，97，169-179。
Alesina, A 和 A Stella（2010），《货币政策的政治学》，载于 Friedman, B M 和 M. Woodford（编），《货币经济学手册》，第3卷，第18章，第1001–1054页。Elsevier。
Barth, J R, D E M Nolle, T Phumiwasana, G 和 Yago（2002），《银行监管框架与银行绩效的跨国分析》，《金融市场、机构与工具》，第12卷，第2期，第67–120页。
Čihák, M 和 R Podpiera（2007），《综合监管机构的经验：治理与监管质量》，载于 Masciandaro, D. 和 Quintyn, M.（编），《设计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问责制与治理》，第309–341页（英国切尔滕纳姆：Edward Elgar）。
Eichengreen, B 和 N Dincer（2011），《谁应当监管？银行监管结构与金融体系表现》，NBER 工作论文第17401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Masciandaro, D 和 M Quintyn（2009），《改革金融监管与中央银行的作用：全球趋势、原因和影响综述（1998-2008）》，CEPR 政策洞见第30期，第1–11页。
Masciandaro, D 和 D Romelli（2015），《中央银行家担任监管者：危机是否重要？》，博科尼大学 Baffi Carefin 中心研究论文系列，即将发表。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如需了解议程最新动态， 请订阅我们的每周简报。
作者： Donato Masciandaro 是博科尼大学经济学教授、金融监管经济学讲席教授。 Davide Romelli 是 ESSEC 商学院和塞尔吉-蓬图瓦兹大学 THEMA 的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图片：2014年11月16日拍摄的照片插图中，美国一美元纸币飘过安达卢西亚首府塞维利亚附近。路透社/Marcelo Del Poz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