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管理中的利益冲突正损害投资者利益。我们需要采取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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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佣金为基础的金融产品销售激励会造成利益冲突,损害投资者利益。

  • 正如成熟金融市场率先采用的“收费制”模式,能够鼓励财富管理者履行受托责任。

  • 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上升、退休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改善投资者的成果刻不容缓。

十几岁时,我第一次投资金融产品,向银行柜员询问有没有能带来“更高回报”的方案。对方很快讲述了一番颇具说服力的故事,并向我推荐了一只基金;该基金此前三个月的业绩飙升超过20%。

当时我很容易相信别人,把自己辛苦攒下的一点积蓄全投了进去,却忽略了认购费、管理费、分散化程度、策略的长期可行性,以及投资者本应考虑的其他显而易见的问题。

那笔投资表现很差。直到首次投资约10年后,我才完全明白那天发生了什么。除了自己忽略的许多因素,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当时甚至没意识到应该提出:银行柜员最初为何要向我推荐那款金融产品,其动机和激励是什么。正是这类激励机制让我失望,也导致许多投资者遭遇本可避免的不佳结果。

利益冲突

金融产品分销商形形色色,包括零售银行家、保险代理人、独立财务顾问、证券经纪人、经纪商、财富管理者、私人银行家、客户关系经理、网络经纪商和平台、外部资产管理人、多家族办公室等。

挑战在于,消费者需要分辨哪些服务值得付费。认购费和交易费会激励分销商偏好频繁交易(即高频交易,或买卖金融产品)。自然,到期或价格波动较大的投资会带来频繁交易的机会;在传统财务咨询模式下,频繁交易可能提高财务顾问的佣金,从而产生误导性激励。

尾随佣金(也称尾随费用、销售费用、销售佣金和回佣)是金融产品制造商(如基金管理公司、产品结构设计机构和保险公司)向分销商支付的款项。这些款项可以是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定期支付,会激励分销商销售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的产品。佣金较高的服务往往本身成本更高,也需要向投资者“推销”,而非凭借其自身优势或对个人投资者的适合程度获得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顾问可能会产生负向选择偏差,倾向于推荐能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的产品。

另一个问题是双重获利:一家公司既有自己的客户顾问,也有自己的产品。不出所料,这可能使公司自有产品的利润率更高,进而造成内在的利益冲突。

每天都有数十万种投资选择,包括股票、债券、大宗商品、货币、衍生结构性产品、ETF,以及覆盖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的基金、对冲基金等。在这样的环境下,财富管理行业根深蒂固的频繁交易和佣金激励机制损害了投资者的最大利益,也降低了他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收费制体系

严格实行“仅收费”模式的财富管理公司,只根据为客户提供咨询或管理的资产收取固定费用。顾问(或财富管理者)不得按交易收取报酬或佣金。这种模式鼓励财富管理者履行受托责任;他们依法有义务帮助客户以最优价格找到合适的投资方案,并始终与客户利益保持一致,不受利益冲突影响,全心维护客户的最大利益。

仅收费模式的公司逐年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就是客户资产增长。这种商业模式不会激励公司频繁交易或推销昂贵产品,也能消除负向选择偏差。

激励一致,能带来更好的动机、选择、商业模式、建议、成果和生活。为体现独立性与利益一致的价值,Endowus推出尾随佣金100%返现,将公司收到的所有此类佣金全额返还客户。这不仅降低了客户成本,更重要的是确保我们完全依据投资策略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和筛选。

与时间赛跑

仅收费商业模式已存在数十年,在英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发达市场广受采用。在这些市场,市场规模和监管推动独立受托模式取得成功,有效抑制了利益错位的激励。

各国监管框架在推动实质性变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被发现通过佣金推销不必要的高价金融产品的人,可能面临罚款、吊销执照,甚至监禁。例如:

  • 美国《1940年投资顾问法》规定,所有注册投资顾问(RIA)必须以客户利益为重。RIA是美国财富管理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领域,2023年活跃人数超过5000万,高于2017年的不到3000万。同期,资产规模翻了一番,达到近20万亿美元。

  • 英国于2013年发起的零售分销审查(RDR)促成了对零售投资建议收取佣金的禁令。

  • 独立财富管理者管理着瑞士近四分之一的财富资产。新的超国家立法,例如《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MiFID II),规定投资公司必须采取“一切充分措施”,为客户争取最佳结果并以客户利益为重。这也包括明确披露佣金和费用。

  • 澳大利亚政府于2020年禁止基金管理公司向顾问和经纪人支付销售佣金,促使其转向独立的仅收费模式。

  • 在备受关注的误售事件发生后,荷兰于2014年禁止所有零售投资产品收取尾随费用。

  • 加拿大证券管理局(CSA)于2020年禁止仅执行交易服务收取尾随费用。

全球需要加快遏制利益冲突,并鼓励财富管理从业者履行受托责任。在出生率持续偏低、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退休保障压力日益增加的国家,这一点尤为关键。仅收费模式能改善投资者成果,进而形成经济有保障、独立自主的老龄人口。这会减轻国家福利体系的负担,帮助打破“夹心一代”同时照料子女和父母的困境,并改善社会整体福祉。

科技让转型成为可能

财富管理行业经历了重大转型,数字平台和财富科技大幅降低了投资者进入市场的门槛。
研究显示,亚洲约80%的人愿意考虑通过数字渠道获得财务咨询服务。我们对香港和新加坡高净值投资者的最新调查显示,市场对数字优先解决方案的偏好正在迅速增长。

然而,尽管行业的技术层面不断发展,商业模式却没有同步演进。许多参与者,包括新兴金融科技运营商,仍采用佣金和频繁交易模式,以从客户身上获得更多交易收入,而不是专注于改善客户成果。

财富科技创造价值的关键机遇,在于运用技术推动投资普及,让优质建议和产品更易获得且成本更低、规模化更容易,同时降低开户所需的最低资产门槛。这也意味着更广泛的富裕人群(对社会发展十分重要)如今可以投资私募市场、对冲基金和另类资产类别;这些投资过去只有机构和超高净值人士才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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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亚洲代际财富转移规模接近30万亿美元,我们不能接受已经失灵、正在侵蚀数十年来积累的投资者财富的佣金模式。我们必须将仅收费受托标准确立为新常态,建设更具金融韧性的未来。亚洲投资者理应获得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建议,不受隐性激励影响。我们有责任为后代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繁荣的金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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