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项经济政策举措背后，都有一套为其辩护的叙事：移民会加剧失业；公共债务不可持续；制造业持续衰退；城市发展失控。
推动经济议题讨论的“讲述者”很多——媒体、政党、公共部门机构、企业，当然还有大学——他们各自有一套利益和价值观。
遗憾的是，在这些主张者当中，经济史的声音大多保持沉默，或被有选择地调动起来，宣扬凯歌式或悲观论调：“聪明国度”在政策和商业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功；或者“幸运国度”的历史不过是一连串好运，如今好运已渐渐耗尽。
根据近期的 国家课程审查报告，我们对经济史的无知很早便已开始。报告三次批评学校缺少经济史教学。大学经济史教学也成了组织压力的受害者：小型学科遭到挤压，学术趋势则将研究推向计量经济学和文化史两个极端。
最近那场全球金融危机对许多国家影响深重，惊醒了沉睡中的经济史。危机过后，《经济学人》 询问 一群顶尖经济学家，这场危机是否会影响经济学教学。他们压倒性地认为，应将经济史重新纳入课程。
步入新时期
经济理论家、华尔街资深人士、商业银行家、股票交易员和企业家迈克尔·佩蒂斯感叹道：
“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教学的核心。”
这只是说说而已吗？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在危机后撰写的著作，书名颇具反讽意味， 《这一次不一样》 梳理了近千年来许多国家数百场金融危机中的共同模式。如此多高薪银行家和公职人员，怎么会没有看出当时正在发生什么？
金融危机几乎没有撼动澳大利亚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历的长期繁荣。不过，我们正步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与其说是遭遇金融危机那样的突然冲击，不如说是感觉站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
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已迈入亚洲世纪，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将主导发展进程。澳大利亚与亚洲地理相近、贸易互补，但文化和政治制度存在差异，未来几十年将面临一系列独特挑战。如果说近来的历史展现出韧性，那么不远的未来则显露出潜在的脆弱之处。
以史为鉴
因此，本月早些时候出版的 《剑桥澳大利亚经济史》 （这是第三次尝试）恰逢其时。这本书侧重描述而非宣扬，力求呈现澳大利亚经济史的细节与争论。书中的争论和描述在今天仍有回响，以下几个例子便足以说明。我们应该生产什么、由谁来生产，他们又应该住在哪里？
制造业萎缩令那些认为现代经济应当生产有形商品的人感到忧虑。这种叙事适用于许多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如今还有中国——但制造业从未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史的核心。制造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已回到联邦成立时的水平。此后制造业扩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关税，以及不适合国际贸易的产业兴起。
尽管近来遭遇挫折，自然资源产业一直在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与“资源诅咒”论者的主张相反，初级产业通过一波又一波的创新不断重塑自身。不过，房间里的大象是服务业——约占我国经济的80%，却在公共讨论中几乎遭到忽视。这种情况也早已司空见惯。
我们应该相信移民会加剧失业吗？经济史学家已经证明，移民不会“抢走工作”。每一位新来者在就业的同时，也会带来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移民是对经济起伏作出回应，而非制造这些起伏——历史表明，他们在经济景气时到来，在经济下行时却很少出现。
人们对城市发展的担忧由来已久。1897年，新南威尔士州统计学家蒂莫西·科格伦哀叹道：
“人口异常集中于各州首府，是这些州发展进程中极为不幸的因素。”
科格伦更像一位记录者，而非分析者。他没有看到，澳大利亚的资源财富源自乡野，却需要与城市相关的服务——金融、运输、营销——才能通过出口将财富转化出来。我们规划城市时，应认识到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高度城市化。
没有哪个国家完全受制于自身历史——经济体会像基因突变一样，周期性地改变均衡状态——但在经济领域，理解过去的模式与在遗传学领域理解过去的模式同样重要。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The Conversation
作者：西蒙·维尔是卧龙岗大学经济史与商业史教授。
图片：2010年1月28日，一名男子走在东京一栋建筑内。路透社／Toru Ha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