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皮凯蒂,2014)中,托马斯·皮凯蒂讲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资本不断崛起,市场力量却无力遏制日益增长的财富对民主构成的威胁——财富还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皮凯蒂将全球协调征收财富税作为这一反乌托邦趋势的解药,并认为,只有这种对财富集中的直接打击,才能在其他政府政策——这些政策在各自经济体中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失效之处取得成效。
我们对皮凯蒂所依据的事实、逻辑及政策结论持有异议。支持资本份额必然上升这一观点的依据不足。此外,即使世界确如皮凯蒂所描述,皮凯蒂本人的研究以及其他文献也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为财富税提供支持。
关于数据及数据来源的说明
不少作者质疑了支撑皮凯蒂反乌托邦观点的数据分析。我们通过对近期美国数据的深入调查,说明这些疑虑。正如我们在论文中所述(Auerbach 和 Hassett,2015),也正如图1的对比所显示的,在将其他来源的美国财富集中度数据进行转换时,皮凯蒂以一种夸大近期上升趋势强度和连续性的方式调整了观测时间,并掩盖了其来源数据在样本期末呈现的下降趋势。1
图1。 财富份额,前1%

r 与 g
在《资本论》中,资本回报率 r 与经济增长率 g 之间的关系被视为决定我们经济发展轨迹的基本关系。其基本三段论是:
r 大于 g,
这一高回报率带来的储蓄使资本和财富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并且
由于资本深化时回报率下降得不够快,资本收入在收入中的占比会不断上升。
但应当如何衡量 r?若不存在根本性风险或资本税,各种回报率都应相等。但在存在市场风险和风险厌恶的情况下,预期回报会包含风险溢价,因此市场平均表现会优于安全投资;然而,在资源价值尤为高昂的自然状态不佳时期,市场表现会更差。因此,排除不佳状态下的回报显然不是衡量 r 的方法;即便计入所有回报,也忽略了不应将好坏结果等量齐观这一要点。
此外,与皮凯蒂用于比较经济增长率的回报率相关的是投资者的税后回报率。被政府征税收走的资本收入不会在少数人手中累积。
皮凯蒂关于税后回报率的时间序列有两处不足。
第一,皮凯蒂和祖克曼(2014)用于计算资本税后回报的税率是平均税率。但鉴于该书聚焦于前1%、甚至前0.1%所持有的财富份额,相关的税收政策参数似乎应是最高边际税率,而非平均税率。
第二,皮凯蒂依据国民账户数据计算资本回报,且未对风险作出调整。
这些选择对分析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构建了美国税后回报率的另一组时间序列,以回应上述两项批评。为从税前回报率推导税后回报率,我们使用 NBER 的 TAXSIM 进行模拟,计算各年度收入最高1%的收入者所获得的利息收入增加1%时所产生的税负增量,然后计算这笔额外收入的平均每一美元所缴纳的有效税率。为近似衡量资本的无风险税前回报率,我们使用了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
图2绘出了这组替代序列,以及皮凯蒂和祖克曼(2014)关于资本税前和税后回报的序列。如图所示,按替代设定计算的税前回报率显著低于皮凯蒂和祖克曼(2014)基于国民账户计算的序列。同样,使用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税后回报率也显著低于他们的税后回报率。事实上,替代方法计算的税后回报率始终低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从这一角度看,末日般的 r > g、“财富不平等爆炸式增长”情景似乎并不特别可能发生。
图2。 “r”的四种不同计算方法

全球财富税及其替代方案
皮凯蒂(第528–530页)热情主张大幅征收年度财富税,并采用累进税率结构,对最高财富水平征收2%、5%乃至10%的边际税率。提出这样的方案确实是大胆之举,尤其是在国际税收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从逻辑依据来看,这也是大胆之举,因为无论在该书其他部分,还是在关于最优税收制度设计的大量文献中,都难以找到充分支持。事实上,皮凯蒂颠倒了这些文献的一项关键见解。
税收与储蓄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是人们更全面地理解了不同税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消费税、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之间的关系。简单模型或许会把劳动税与消费税等同起来,但一项重大差异在于,消费税能够针对现有财富来源征税,这些来源包括租金、遗产、伪装成劳动收入的收入等。更广泛的消费税税基能够构建效率更高的税收制度(Auerbach 和 Kotlikoff,1987);若采用累进税率结构,还能使终身税负分配具有相当程度的累进性(Altig 等,2001)。如今人们也已充分认识到,消费税与资本收入税在资本收入处理上的区别,仅在于消费税免征投资的无风险回报率。因此,消费税能够对财富征税,同时不干扰跨期贸易条件所带来的储蓄激励。另一方面,财富税实际上会对投资的无风险回报率征税,因为它不取决于实际回报率;由此造成跨期扭曲,却放弃了对回报率其他组成部分征税。因此,消费税会降低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税一样——所以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依据可以认为,财富税更有能力限制财富所带来的权力。
一个不同的问题是,某些支出——例如政治竞选捐款——应如何纳税。但这个问题恰恰凸显了消费税相对于财富税的另一项潜在优势。财富税会以同等幅度降低当前用于支出的财富的购买力,不论资金用途为何。消费税则可以通过将政治捐款界定为消费而增加一层税收,从而对捐款行为本身以及捐款资金的支出都征税。因此,消费税有可能是更有力的工具。总之,税收政策可以在应对不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无论在皮凯蒂本人的研究中还是在其他文献中,我们都几乎找不到支持其提案的依据。
皮凯蒂的著作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财富份额持续且不可避免地向顶层人群上升这一观点;
r>g 会引发一种发展轨迹,使富人逐渐吸收全部经济产出这一观点;以及
财富税是应对这些情况的合理举措这一观点。
经过仔细审视,这三大支柱无一成立。
参考文献
Altig D、A Auerbach、L Kotlikoff、K Smetters 和 J Walliser(2001),《模拟美国的根本性税制改革》,《美国经济评论》91(3):574–595。
Auerbach, A 和 K Hassett(2015),《21世纪的资本税》,NBER 工作论文 20871。
Auerbach, A 和 L Kotlikoff(1987),《动态财政政策》,剑桥大学出版社。
Bricker J、J Krimmel、A Henriques 和 J Sabelhaus(2014),《利用行政数据和调查数据衡量顶层收入与财富》,欧洲中央银行演讲,11月18日。
Kopczuk, W(2014),《关于美国顶层财富份额的演变,我们了解多少?》,NBER 工作论文第20735号。
Piketty, T 和 G Zucman(2014),《资本回归:富裕国家的财富收入比,1700–2010》,《经济学季刊》129(3):1255–1310。
Saez, E 和 G Zucman(2014),《1913年以来美国的财富不平等:资本化收入数据提供的证据》,NBER 工作论文第20625号。
脚注
1 这并不是说没有证据支持近期顶层财富份额有所上升。例如,Saez 和 Zucman(2014)根据资本化资本收入流量得出的估算发现,该份额有所上升。使用基于遗产税申报或调查证据的其他方法时,这一趋势则不那么明显。Saez 和 Zucman(他们倾向于资本化收入法)、Kopczuk(2014)以及 Bricker 等人(2014)都探讨了这些差异的来源,以及哪种方法可能最准确;后两者主张采用基于调查的衡量方法。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布。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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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an J. Auerbach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Robert D. Burch 经济学与法律教授。Kevin A. Hassett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State Farm James Q. Wilson 美国政治与文化讲席教授。
图片:2007年2月14日,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路透社/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