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通常被认为能通过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提高生产率，并推动企业创新。大量实证文献考察了本地化和城市化对企业层面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其经济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少有实证研究关注集聚与产品创新。
Feldman and Audretsch (1999) 和 De Beule and Van Beveren (2010) 是少数例外。Feldman and Audretsch发现，在共享共同科学基础的互补产业中，创新活动倾向于在同一城市内集聚。在美国，多样性对新产品推出具有强烈的正向影响，而专业化则具有负向影响。De Beule and Van Beveren发现，同一产业内的就业集中度对比利时企业的产品创新具有正向影响。然而，他们只考虑了本地化因素。
集聚能否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创新？若能，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如何受益于集聚经济、本地化经济和/或城市化经济？为解答上述问题，在我最新的论文（Zhang 2014）中，我利用1998年至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集聚经济对企业层面产品创新的影响。尽管中国产业集聚的深化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已有充分记录（例如参见 Lu and Tao 2009、 Lin et al. 2011），但集聚是否促进产品创新尚未得到探讨。
集聚与产品创新的衡量
我借鉴 Martin et al. (2011) 的方法，在产业-城市层面构建集聚经济变量。本地化经济以同一城市内同一产业中邻近企业的其他工人数量衡量。城市化经济以同一城市内其他产业的工人数量及同一城市的产业多样性衡量。
国家统计局衡量“新产品”变量的标准如下：新产品指采用新技术和新设计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料或生产工艺方面有显著改进、显著提升旧版本特性或功能的产品。其包括在认证有效期内经相关政府机构认证的新产品，以及企业在一年内设计和生产、未经政府机构认证的新产品。
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
表1显示，各省在新产品产出、新产品强度和新产品企业比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沿海省份，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贡献了大量新产品产出。与此同时，内蒙古、贵州、青海和宁夏等内陆省份的新产品产出非常有限。就新产品强度而言，与所有省份的平均水平（3.6%）相比，北京（19.2%）、天津（10.5%）、四川（9.1%）、重庆（8.3%）和浙江（7.4）最具创新性，而海南（0.4%）、内蒙古（0.5%）、西藏（0.8%）和新疆（1.3%）最不具创新性。此外，北京、天津、浙江、重庆和四川推出新产品的企业比例最高，约为20%。另一方面，内蒙古、福建和海南此类企业的比例最低，为1.1%–2.9%。这些发现表明，中国各地区的产品创新存在较大差距。
表1：2007年各地区的产品创新情况
注：新产品强度为新产品产出与总产出之比。
推动中国产品创新的是城市化经济，而非本地化经济
通过对新产品引入模型的估计，我发现城市化经济（邻近产业的规模与多样性）对新产品引入的概率具有统计显著的贡献。相反，本地化经济并无正向效应。以产品创新的另一衡量指标作为因变量，我发现新产品产出和新产品强度同样受益于城市化经济而非本地化经济。所有估计均在控制本地竞争强度及企业特征（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规模、平均工资、所有制和生产补贴）之后进行。由此可见，产品创新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内部能力，也取决于外部经济（此处指城市化经济）。
此外，我将全部样本划分为若干子样本：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科技产业与其他产业。其目的是考察影响产品创新的因素是否因所有制或行业而异。城市化、规模和多样性仍与新产品引入概率及新产品产出显著正相关。结果显示，城市化经济对内资企业的贡献强于外资企业，且在高科技产业中的贡献强于其他产业。
政策启示
具有产业多样性的产业集群可以成为促进产品创新的有效手段。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鼓励企业在产业多元化地区布局，来推动产品创新。自1995年以来，中国当局已在60多个城市设立了100多个经济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区中的大多数（如中关村科技园（北京）和苏州工业园区（江苏省））并非来自同一狭义定义产业（如两位数或三位数产业）的企业集群。产业间外包、知识溢出和中间产品采购的深化，很可能降低引入新产品的沉没成本，从而促进产品创新。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作者：Hongyong Zhang，RIETI研究员；Senshu University经济学院讲师
图片：2013年4月3日，员工在江苏省无锡市Suntech Power Holdings总部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线上工作。REUTERS/Stri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