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联合国一份令人警惕的新报告所示，气候变化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但央行是否也应关注这一问题？如果应当关注，它们又应采取哪些措施？
若央行代表决定就气候变化发表公开演讲，他们便无法否认这一问题的规模与范围；否则将损害其自身的公信力。但当央行官员觉得有义务讨论收入与财富分配、犯罪率上升或其他任何成为新闻热点的议题时，情况同样如此。央行的沟通策略越是着眼于让自己在公众眼中“受欢迎”，就越容易诱使其涉足其主要职责范围之外的议题。
除了与公众沟通之外，问题当然还在于：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应尝试考虑环境因素。显然，气候变化以及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出台的相应政策，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强大影响。这些后果会体现在增长、通胀、就业水平等各类变量之中，进而影响央行的预测并左右货币政策决策。
同样，自然灾害及其他环境事件——无论已经发生还是可能发生——都可能对整类金融资产构成隐性风险。负责评估风险及相关资本需求的监管机构与监督机构，必须将这一环境维度纳入考量。至少，这些风险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对评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以及相应的宏观审慎措施构成了巨大挑战。此外，这些风险因素与货币政策决策的关联也日益紧密，例如央行何时应购买债券，或（在某些情况下）购买股票。
然而，公众要求央行更积极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又引出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理论上，央行可以对“绿色”活动实行优惠利率，从而推高“绿色债券”的价格，同时对与化石燃料相关等有害资产采取更为消极的态度。但是，评估一项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对环境有害或有益，将极为困难。
抛开这些较为技术性的问题，更广泛的问题依然存在：央行是否应承担起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责任？一些知名央行官员已经主张央行应当承担这一责任。而且，当前关于扩大央行职责范围的提议，是在人们日益关注收入分配及其他与货币政策仅有间接关联的问题之上提出的。
人们不禁想起芝加哥学派伟大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的一句讽刺评论。“如果你问我，大多数央行官员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维纳写道（1964年）：“我会根据我听到的他们的说法来判断：如果他们在某个委员会面前陈述……他们要么会列出一大堆目标，包括美德、母性，以及一切他们能想到的美好而善良的事物；要么就会坚称央行没有能力有效实现任何特定的重要目标。”
在防止世界再次跌入类似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央行被奉为世界的救星。曾经仅授予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大师”（maestro）头衔，如今已扩展到整个行业。央行官员的声望正处于巅峰，因此不足为奇，许多人现在希望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做出实质性贡献。
但央行官员永远不应忘记他们的职责所在：即维护物价稳定，并在某些情况下支持高水平的就业。央行官员并非无所不能，也不应让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政府和立法机构的责任，而这些机构面临着失去选票的风险。影响全社会经济和社会安排的气候政策，应当交由直接对选民负责的人来决定。
那些主张承担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央行官员，是在一意孤行，且很可能会削弱其机构所依赖的独立性本身。央行获得独立地位，并不是为了让它们扩展自身的职责范围。在环境问题属于其次要目标的情况下，央行应当警惕对其贡献抱有过高期望。若在该领域公开承担超出其有限能力的责任，必然导致失望，并损害其声誉。
所谓的“绿色”货币政策根本不存在。一个远超央行正当职责范围的政策领域无法被纳入其中，而任何此类尝试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