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有两家央行。一家过度活跃,对各类事件反应激烈。虽然它绝不能被指责为无视当前局势的发展,但其政策却被广泛批评为在为未来埋下隐患。
另一家央行则十分沉稳。面对各类事件,它始终保持镇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鼓励过度冒险或稍有通胀迹象的举措。
当然,我刚才所描述的并非纯粹的假设。事实上,这正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与欧洲中央银行的一个缩影。
对于两家央行采取不同做法,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这源于各自社会的历史经验。两家央行的制度性“性格”,反映出集体记忆在塑造官员如何理解其所面临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美国央行行长心中的塑造性事件,当时美联储眼睁睁看着经济崩溃而无所作为。因此,只要美联储察觉到哪怕是有限的再次陷入萧条的风险,它便会积极应对。
相比之下,塑造欧洲货币政策的决定性事件是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其影响又经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历而延续——当时各国央行再次被征召为预算赤字融资,并再度带来通胀后果。事实上,将国家货币政策授权给一家覆盖全欧洲的中央银行,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历史经验对政策制定的塑造作用,不仅体现在央行领域。在决定扩大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时,林登·约翰逊总统曾将其与慕尼黑相类比——当时对希特勒的侵略未加回应,最终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二十五年后,乔治·H·W·布什总统在考虑如何最好地迫使伊拉克撤出对科威特的入侵时,又将其与越南相类比——在越南,缺乏退出战略导致美军陷入泥潭。
然而,外交政策研究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决策者往往很少检验其类比是否“契合”。他们未能追问,历史情境与当前事实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紧密对应关系。他们援引某些具体类比,与其说是因为它们与当前状况相似,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已深深烙印在公众的意识之中。结果,类比推理既塑造又扭曲了政策。正如约翰逊和布什的情况所示,它误导了决策者。
货币政策同样存在这些风险。对美联储而言,关键在于:在考虑如何把握退出当前宽松立场的时机时,20世纪30年代这一历史类比是否真的是最值得参考的对象?当时,美联储过早收紧政策,引发了双底衰退。当然,大萧条并非唯一可供选择的类比。
美联储还可以考虑1924至1927年间的政策,当时低利率助长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也可以考虑2003至2005年间的政策,当时尽管存在严重的金融失衡,利率仍被压低。至少,美联储可以建立一个类比“组合”,检验其是否契合,并提炼其中的教训。这正如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权衡各项选择时所广为人知的做法。
同样,欧洲央行不仅应考虑货币宽松如何使各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维持大规模预算赤字,还应考虑各国央行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时的失职,如何助长了政治极端主义,并削弱了对负责任政府的支持。同样,严谨的分析要求检验这些历史类比与当前情况是否契合。
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会发现,很难为欧洲央行及其面对局势时的顽固不作为辩护。如今欧洲完全没有证据表明通胀即将来临。而且,如果当前的欧洲各国政府并未致力于紧缩和财政整顿,那么还有哪些政府在这样做呢?
在我看来,欧洲央行未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货币支持,这与欧洲在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性货币政策直接相似。其政治后果可能同样具有毁灭性。欧洲人应当思考,为何通胀严重的20世纪20年代,而非政治上灾难性的20世纪30年代,成为当前货币政策的历史指路明灯。
另一方面,在我审视美国经济时,我认为与当前局势最为相近的,是从大萧条中复苏的时期,而非1924至1927年或2003至2005年。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利率才接近于零;也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才正从一场重大金融危机中艰难恢复。
话说回来,我发现将当前与20世纪30年代相类比颇具说服力,或许也在意料之中。那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决定性时期。而且,毕竟,我是一名美国人。
作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与政治学教授。
图片:2025年在华沙拍摄的一枚1欧元硬币与一美元纸币的照片 REUTERS/Kacper Pem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