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卷土重来?

货币战争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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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最近决定扩大量化宽松的范围,这表明新一轮货币战争可能正在展开。日本央行试图削弱日元,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正引发亚洲乃至全球各地的政策反应。 日本央行最近决定扩大量化宽松的范围,这表明新一轮货币战争可能正在展开。日本央行试图削弱日元,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正引发亚洲乃至全球各地的政策反应。

中国、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的央行担心相较于日本失去竞争力,正在放宽自身货币政策,或者很快会进一步放宽。欧洲央行以及瑞士、瑞典、挪威和若干中欧国家的央行,可能会采取量化宽松或其他非常规政策,以防止本币升值。

这一切都将推动美元走强,因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加快,美联储已表示将于明年开始加息。不过,如果全球增长持续疲弱且美元变得过于强势,即使美联储也可能决定推迟加息并放慢加息步伐,以避免美元过度升值。

最近这轮汇率动荡的原因很明确: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因债务高企而去杠杆化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已成为提振需求和增长的唯一可用工具。财政紧缩直接和间接拖累经济增长,加剧了去杠杆化的影响。公共支出减少会压低总需求,而转移支付减少和税收增加则会降低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私人消费。

在欧元区,资本突然停止流向外围国家,加上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在德国支持下施加的财政约束,已成为增长的巨大障碍。在日本,过于前置的消费税上调扼杀了今年实现的复苏。在美国,预算自动削减以及其他税收和支出政策导致2012—2014年财政拖累急剧加大。在英国,自行实施的财政整顿则使增长一直疲弱至今年。

在全球范围内,债权国和债务国经济体之间不对称的调整加剧了这场衰退与通缩螺旋。曾经支出过度、储蓄不足并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在市场压力下不得不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其贸易逆差随之缩小,这并不令人意外。但多数曾经储蓄过多、支出不足的国家并未减少储蓄、增加支出;它们的经常账户盈余反而不断扩大,加剧了全球需求疲弱,进而损害经济增长。

随着财政紧缩和不对称调整损害经济表现,货币政策承担起支撑疲弱增长的重担,依靠的是货币走弱和净出口增加。但由此引发的货币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零和博弈:一种货币走弱,另一种货币就必然走强;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改善,另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就必然恶化。

当然,货币宽松并非纯粹的零和博弈。宽松可以推高资产价格(股票和房价)、降低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借贷成本,并限制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下滑的风险,从而提振增长。考虑到财政拖累和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近年若缺乏足够的货币宽松,经济就会陷入二次乃至三次探底式衰退(例如欧元区就曾如此)。

但总体政策组合并不理想:财政整顿过于前置,非常规货币政策用得过多(而且其效果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发达经济体更好的做法,应是在短期内减少财政整顿,增加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更可信地承诺在中长期进行财政调整,并减少激进的货币宽松。

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却不能强迫它喝水。在私人总需求疲弱、非常规货币政策最终如同推绳子般失效的世界里,放慢财政整顿、增加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支出的理由十分充分。

这类支出的回报肯定高于当今多数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低利率;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需求都十分庞大(中国除外,因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过度)。此外,公共投资既作用于需求侧,也作用于供给侧。它不仅直接提振总需求,还通过增加能够提高生产率的资本存量,扩大潜在产出。

遗憾的是,紧缩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导致了不理想的结果。在财政紧张时,最先遭削减的是生产性公共投资,因为政府更愿意保护当前支出——其中往往包括低效率的公共部门就业支出,以及向私营部门支付的转移款项。因此,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复苏仍然乏力(美国和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例外),如今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同样如此;这些国家过去两年的增长已大幅放缓。

正确的政策——短期内减少财政紧缩、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并减少对货币宽松的依赖——恰恰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实际采取的政策背道而驰。全球增长持续令人失望,也就不足为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如今都是日本人。

由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努里埃尔·鲁比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学公司董事长;克林顿执政期间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国际事务高级经济学家。

图片:2014年1月16日,人们经过伦敦金融城的英格兰银行。路透社/Luke MacGre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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