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新政府由反紧缩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领导,这给欧元区带来了一个此前从未面对过的挑战:如何应对不属于欧洲传统主流阵营的国家官员。激进左翼联盟党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激进政党,其经济政策观点常被描述为极左;但该党对债务和紧缩政策的看法,也得到欧洲和美国许多完全属于主流的经济学家的支持。那么,激进左翼联盟党与众不同之处何在?
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所有谈判,在某种程度上都少不了虚张声势和强硬姿态。但希腊特立独行的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已大胆地通过媒体和公众阐明自己的立场,让人毫不怀疑他愿意采取强硬手段。
人们或许会以为,希腊人与“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谈判,主要是要就当前局势的经济问题达成协议。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德国以及较小的债权国坚决反对放松任何紧缩措施,并坚持要求将“结构性改革”继续作为提供后续融资的条件。他们认为,提供更宽松的条件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因为这会给希腊人机会,让他们重蹈覆辙。
因此,眼前展开的并非理性的经济讨论,而纯粹是讨价还价。瓦鲁法基斯手中几乎唯一的筹码,或许就是暗示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希腊退欧”)。这种威胁只是暗示性的;大多数希腊人并不希望希腊退欧,而瓦鲁法基斯和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最近也避免公开表达这种意图。但如果没有这一威胁,瓦鲁法基斯关于民主授权的主张,很可能在柏林、法兰克福和布鲁塞尔都得不到回应。激进左翼联盟党将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推行它当选后承诺废除的经济计划。
希腊退欧威胁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德国和其他欧元区成员国必须认为希腊退欧会给自身带来重大风险。第二,回归德拉克马必须有望使希腊经济最终独立发展得比留在货币联盟(并继续现行经济计划)更好。如果第一个条件不成立,欧元区就会对希腊说:“请便,退出吧。”如果第二个条件不成立,希腊的威胁就不可信。
经济学正是在这里重新进入视野。先看第一个条件。一些观察人士似乎已经认定,希腊退欧造成的任何外溢影响都在可控范围内。希腊规模很小,处境也格外绝望。因此,其他脆弱成员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有可能避免受到金融传染,欧元的可行性也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然而,后果难以预测,任何骨牌效应的代价也可能极其高昂,因此德国和其他债权国并不想促成希腊退欧局面。相反,主持欧元区解体大概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最可怕的噩梦之一。如果不是,那也理应如此。
第二个条件涉及对希腊经济的影响,较难判断。这里也有不少灾难性情景。希腊退欧将要求实施资本管制并陷入金融孤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随之而来的政策和价格不确定性,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冲击,使失业率升至更高水平。
不过,有明确的例子表明,摆脱类似的货币纽带可以带来积极的经济结果。英国于1931年早早退出金本位制,以便放宽货币条件并降低利率,其表现优于那些较晚才退出的国家。阿根廷于2001年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在经历两个糟糕的季度后迅速复苏
在这两个案例中,重获货币主权使货币更具竞争力,进而扩大了出口需求并推动经济复苏。若希腊退欧,希腊最好的希望也将是类似的结果——外部竞争力大幅提升。希腊政府用于财政刺激的空间有限,而且将被金融市场拒之门外。原则上,货币贬值可能扭转紧缩政策的影响。
货币贬值的作用机制,是降低以外币计价的国内成本。在希腊,这类成本中已有一项显著下降。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工资下降了15%以上——这一过程恰如其名,称为内部贬值。然而,出口方面的反应令人失望。尽管该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已经消失,但这反映的是进口崩塌——紧缩政策所致——而非出口繁荣。
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恢复德拉克马或许并不能给希腊带来多少帮助。希腊出口似乎受到了其他因素的阻碍。能源成本上升(源于消费税和电价双双上涨)、信贷瓶颈、出口市场集中于停滞领域,以及普遍的政策不确定性,似乎都发挥了作用。因此,希腊出口价格的降幅远不及工资。希腊退欧或许能解决其中一些成本问题,但也会加剧另一些问题(例如政策不确定性)。
在短期至中期内,要提升希腊的竞争力,就需要针对出口商面临的具体瓶颈采取补救措施。希腊若制定一项计划,找出这些瓶颈并提出相应解决办法,其经济思路将远胜于盲目遵循“三驾马车”的结构性改革清单。这也将为按现行条件留在欧元区提供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从而增强希腊的谈判筹码,争取达成确保希腊退欧不会真正发生的协议。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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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罗德里克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教授。
图片:一面欧盟旗帜(前景)和一面希腊国旗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遗址前飘扬。路透社 / 约翰·科莱西迪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