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制定者在寻找可供效仿的成功模式时，如今似乎有着丰富的选择。在中国的带领下，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几十年间录得了创纪录的高增长率，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先例。发达经济体的整体表现平均而言要差得多，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例如德国和瑞典。“照我们的做法去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常说，“你们也会繁荣起来。”
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国家备受推崇的增长模式不可能在所有地方复制，因为它们依赖大量对外盈余来刺激可贸易部门及整体经济。瑞典的 经常账户盈余 在过去十年中平均超过GDP的7%，数额相当可观；同期德国的这一数值接近6%。
中国的大额对外盈余（2007年超过GDP的10%）近年来已大幅收窄，贸易失衡降至GDP的约2.5%。随着盈余下降，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几乎是等幅下降。诚然，中国的年增长率仍相对较高，超过7%。但这一水平的增长反映的是国内投资的空前增长（且不可持续），投资占GDP的比例已升至接近50%。投资一旦回归正常水平，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显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同时保持贸易顺差。事实上，成功经济体卓越的增长表现，得益于其他国家选择 不 效仿它们。
但是，若仅听听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颂扬本国优势，人们绝不会知道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无可争议地是欧洲的‘病夫’，”朔伊布勒 近日撰文写道。他声称，使这个国家扭转局面的，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克制的公共支出。
事实上，虽然德国确实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其劳动力市场看起来并不比其他欧洲经济体明显更灵活。然而，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德国对外平衡的逆转：20世纪90年代的年度赤字转为近年来的可观盈余，这要归功于其在欧元区的贸易伙伴，以及最近的世界其他地区。正如 《金融时报》 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等人已 指出，德国经济一直在搭全球需求的便车。
其他国家近几十年来在没有依赖外部盈余的情况下快速增长。但多数国家深受相反问题之苦：过度依赖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通过刺激国内信贷和消费，只能产生暂时性增长。然而，资本流入国的经济体易受金融市场情绪和资本突然外逃的影响——近期投资者预期美国将收紧货币政策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再看印度，它是另一个此前备受赞誉的成功案例。印度在过去十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恶化的经常账户——该账户在2012年录得超过GDP 5%的赤字，而在2000年代初曾为盈余。土耳其是另一个光环已经褪色的国家，同样依赖大额年度经常账户赤字，2011年达到GDP的10%。
此外，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立陶宛和科索沃等规模较小、曾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自2000年代初以来增长非常迅速。但看看它们2000年至2013年间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从立陶宛的最低5.5%到科索沃的最高13.4%不等——便可明显看出，这些并非值得效仿的国家。
非洲的情况也类似。该大陆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恰恰是那些在2000年至2013年间愿意并且能够容忍巨大对外缺口的经济体：利比里亚平均为GDP的26%，莫桑比克为17%，乍得为14%，塞拉利昂为11%，加纳为7%。卢旺达的经常账户持续恶化，目前赤字已超过GDP的10%。
全球经常账户余额最终必须加总为零。在理想的世界中，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国家的盈余，将会 自愿地 由实行债务驱动型增长的国家的赤字相应抵消。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机制能够持续确保这种均衡；各国的经济政策可能（而且常常）相互不相容。
当一些国家希望减少赤字，而其他国家并无相应意愿减少盈余时，结果就是失业的输出和通缩倾向（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当一些国家希望减少盈余，而其他国家并无相应意愿减少赤字时，结果就是资本流动的“突然停止”和金融危机。随着外部失衡不断扩大，这一周期的每个阶段都会变得更加痛苦。
世界经济真正的英雄——即其他国家应当效仿的榜样——是那些在外部失衡幅度很小的情况下，仍能取得相对良好表现的国家。像奥地利、加拿大、菲律宾、莱索托和乌拉圭这样的国家，无法与世界的增长冠军相提并论，因为它们既不过度借债，也不维持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它们都是平凡无奇的经济体，鲜少成为新闻头条。但没有它们，全球经济将比现在更加难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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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i Rodrik为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
图片：2010年11月3日，奥地利总理Werner Faymann在维也纳一次工会会议上发表讲话。REUTERS/Herwig Pram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