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标题类似这样：“脑科学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吗？”
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女性近乎奇迹般的转变：她在充斥暴力的公共住房项目中长大，后来成了“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单亲妈妈”，挥霍钱财，又因每天抽一包烟而损害健康，还深陷一段虐待关系。之后，在一项“运用最新神经科学研究、帮助女性通过做出更好的选择摆脱贫困”的新项目帮助下，她戒了烟，摆脱了那个糟糕的男友，获得了工商管理学位，并找到了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最近我看到的此类文章不止这一篇，它们都在探讨 脑科学 如何治疗 贫困。
借助神经科学解释社会苦难的风潮，已在长期致力于推动进步性社会变革的个人和组织中蔓延。“新脑科学告诉我们，生活在贫困中所承受的压力往往会对我们不利，让大脑更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这也是贫困如此‘难以摆脱’的部分原因，” 非营利组织克里滕顿妇女联盟（Crittenton Women’s Union）首席执行官 伊丽莎白·巴布科克 解释道。普林斯顿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生活在贫困中会影响注意力。其他研究也发现了贫困与神经科学之间
类似的关联。 越来越多的公共讨论援引神经科学，重申贫困确实有害， 欺凌 和虐待确实会伤害儿童，而遭受过 强奸 或酷刑的人确实在承受痛苦。但不加批判地援引神经科学，是一种 风险之举。
证明显而易见之事
显示创伤和贫困会改变人脑的研究，很容易被解读为 科学证明 ：穷人的大脑较为低劣（尽管这并非他们的过错），或者遭到强奸的女性已经脑部受损。鉴于退伍军人事务部持续未能充分服务退伍军人，我尤其关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网站上的这类表述：
“研究人员表示，近期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其大脑中一个对恐惧和焦虑反应至关重要的区域体积较小；研究人员来自退伍军人事务部和杜克大学。科学家称，他们的研究结果于11月1日发表在《普通精神病学档案》上，这是首个明确证据，表明杏仁核体积较小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而与创伤严重程度无关。但这仍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种生理差异是由创伤事件造成的，还是天生杏仁核较小的人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换句话说，某种既存的神经系统缺陷，是否是一些人遭受痛苦的原因？
“脑成像是极其粗略的工具，根本无法判断某人是否受过创伤，或是否存在某种‘贫困化’思维过程——无论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哈佛医学院神经内科的神经学与神经生物学教授汤姆·施瓦茨说。“它只能检测整个脑区的大量活动……如果这些成像方法能告诉我们大脑的哪个部分参与了某项任务，对神经科学家来说会有些用处，但作用也很有限，因为其分辨率太差。产生恐惧感的神经元与抑制焦虑的神经元混杂在一起、彼此相邻，脑扫描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
施瓦茨解释说，脑成像充其量能告诉我们“如何”，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何”。
把关注点放在贫困或暴力造成的神经系统变化上，等于赋予医生和心理学家权力，由他们决定苦难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使个人有资格获得援助。目前，关注重点似乎正从苦难的成因转向将苦难医学化的“证明”，并把它作为判断谁能获得赔偿或难民身份等事物的尺度。
脑损伤能否作为创伤的证据？
在由医学专家垄断虐待指控认定和佐证权的情境下，如果脑扫描没有显示预期的创伤标记，会发生什么？受苦者会因此被视为说谎吗？会失去申请庇护的资格吗？会无权享受退伍军人福利吗？这会让遭到强奸女性在法庭上的证词变得不那么可信么？
在我对遭到强奸和虐待女性所做的 研究 中，我见过各种反应：从恐惧和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到愤怒、自责，甚至相对淡然地认为这种事总在发生，不能让它毁掉自己的生活。这些不同的个人反应，会在大脑中呈现出不同表现吗？如果一名女性遭到强奸却没有受到创伤，这件事就不算数了吗？
新兴神经科学为阿尔茨海默病、癫痫、脑损伤等领域带来了种种令人振奋的可能性。尤其是神经可塑性的概念——大脑重新“布线”的能力——是前沿神经科学研究中最令人振奋、最乐观的启示之一。但科学知识总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并得到运用。
让个人承担责备
当今社会对贫困和边缘化美国人的态度与政策，受到一种文化主导：这种文化强调个人而非社会层面的病理问题，并让个人为集体的失败承担责任。这种取向在我们的全国福利政策——《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以及全球领先的监禁率和精神科药物使用率中，显露无遗。
在这样的氛围中，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或治愈穷人的大脑，让他们不再贫穷，意味着只要个人足够努力，以正确的方式努力，并得到合适的指导，就真的有路可走，能够摆脱贫困、虐待或监狱。它还意味着当今的社会环境为所有人提供了过上体面生活的公平机会，暴力和匮乏只是发生在过去的孤立事件，而且人们总是可以“重新开始”。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
合作发表
作者：苏珊·塞雷德（Susan Sered）是萨福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是萨福克大学妇女健康与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