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央行需要更多地推动女性发展

A woman walks past the Bank of Japan headquarters in Tokyo July 2, 2012. Japanese manufacturers were less pessimistic about business conditions in the three months to June, the central bank's closely watched tankan survey showed, a sign that the economy was on track for a moderate recovery despite the pain from Europe's debt crisis and slowing overseas growth. REUTERS/Toru Hanai (JAPAN - Tags: BUSINESS SOCIETY) - GM1E872125P01
The under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economics is perhaps nowhere as visible as in central banks.Image: REUTERS/Toru Ha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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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仍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在美国,女性占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28.8%,但在经济学正教授中仅占13.9%(CSWEP 2017)。女性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在央行中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OMFIF 2019)。例如,截至撰写本文之时,欧洲央行由30名成员组成的一般委员会中没有一名女性。美国经济学会近期就经济学职业环境开展的一项调查描绘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该职业竞争过于激烈,对女性而言充满敌意(AEA 2019)。是什么阻碍了女性从事经济学职业?

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代表性不足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有多种解释可以说明经济学职业中高级职位缺少女性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潜在申请人群体以男性为主。尽管近来已做出努力扭转这一局面,女性选择学习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可能性仍然较低(Ginther and Kahn 2004)。另一种解释是,由于男女在竞争性环境偏好方面存在差异(Niederle and Versterlund 2007),或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方面存在差异(Blackaby et al. 2005),女性申请晋升的可能性较低。子女的存在以及家庭与事业之间的权衡取舍也可能阻碍女性追求晋升(Bertrand 2013)。最后,晋升决策中可能存在基于性别的歧视(Goldin and Rouse 2000)。

这些解释中哪一种更具相关性?企业多元化政策能否减轻这些偏见?尽管关于性别差异的文献众多,但对于多元化政策的重要性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

解决欧洲央行的性别平衡问题

在一篇新论文中(Hospido et al. 2019),我们利用2003年至2017年期间专业人员的保密匿名人事数据,分析了欧洲央行男性与女性的职业发展情况。我们的分析聚焦于四个不同薪级段的专家级员工,这些薪级段代表不同的资历水平(专家、高级专家、首席专家和顾问),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政策领域、研究部门和统计部门。这些业务领域之间的员工流动十分频繁。在这一选定群体中,我们关注的是在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方面大体同质的员工群体,从而确保个体之间具有可比性。

我们发现,尽管入职时的薪资水平及其他可观测条件大体相似,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薪酬差距仍会在入职数年内出现。这一薪酬差异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是否有子女。我们还发现,直至2010年,女性晋升至更高薪级段的可能性仍然较低;当年,欧洲央行发布了支持多元化的公开声明,并采取了若干支持性别平衡的措施。此后,晋升差距消失了。

图1更详细地显示,这一多元化政策的变化对晋升结果上的性别差异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该图聚焦于从F/G薪级段晋升的情况,该薪级段是欧洲央行专业经济学家的入门薪级段。晋升中的性别差距定义为男性与女性晋升率之差。2011年起,在政策变化之后,晋升差距有所缩小。2011年之前,入职十年后的性别晋升差距超过36%;2011年之后,该差距平均降至约8%,即下降约80%。

图1 从F/G薪级段晋升的概率中的性别差距(2011年之前及2011年起)

Image: VOX

利用2012年至2017年的晋升申请及决定数据,我们深入考察了晋升流程,并证实在这一最新时期内,女性获得晋升的可能性与男性相当。这一结果源于两方面:女性申请晋升的概率较低,同时在已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女性被选中的概率较高。我们将这种不愿申请晋升的倾向称为“性别申请差距”。晋升之后,女性在薪资增长方面表现更好,这表明女性被选中的较高概率是基于能力而非积极歧视。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表明选拔委员会的构成(包括小组中女性所占比例)会改变上述结果。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企业多元化政策在减少晋升中的性别偏见方面是有效的,并为供给侧解释提供了支持,即晋升结果中仍存在的性别差异源于供给侧因素。

我们对相关文献做出了三点贡献。

  • 首先,我们是第一个利用大型机构完整人事记录,来分析职业发展和晋升决策中性别偏见的研究。与大多数聚焦于企业董事会或领导层性别差异的文献不同,这使我们能够对机构内各个职级的职业发展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 其次,与大多数关于晋升决策的文献不同,我们在识别晋升差距的驱动因素时,同时考虑了晋升申请与晋升决定的作用。若在分析晋升决定时不考虑申请中的性别差距,结果将产生偏差。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同时掌握晋升申请和晋升决定的信息,而现有文献仅关注了其中一个维度。

  • 第三,我们利用欧洲央行性别政策的一次变化,来评估企业多元化政策对晋升结果的影响。尽管经济学文献已评估了企业董事会席位性别配额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但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第一个考察广泛的企业多元化政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影响的研究。

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机构为缩小晋升中的性别差距所做的努力,可能需要包括降低女性寻求和申请晋升机会的障碍的措施。此类措施的范围可从提供自信表达与面试培训,到加强儿童支持福利和服务。更一般地说,遏制该职业中过度竞争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似乎是可取的。理解所观察到的晋升性别差距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于增进我们对如何缩小性别差距、确保女性得到充分代表的认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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