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政策制定者、企业领袖、学者和民间社会代表将齐聚德国基尔，出席全球经济研讨会（GES），共同努力为当今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能否提出有效建议，将取决于能否全面理解支撑和破坏全球金融稳定的各种因素。
在去年的峰会上，关于 央行未来的对话将通胀目标制与金融稳定置于对立面，并提出三项解决方案：央行应采取逆周期政策方针；应设立一个世界货币当局，以促进央行之间的多边合作；物价稳定必须仍是央行的首要目标。尽管这些解决方案有一定价值，但它们不足以有效应对导致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复杂而深远的缺陷。
这场危机是一次全面的系统性失灵，几乎在所有层面都出现了崩溃，从宏观经济理论到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再到各类制度。经济学界（以及现有金融架构中的各类机构，包括监管机构）变得过度专业化、僵化且自利。因此，经济学界已无法解释经济体系的演变，包括其规则、工具和行为的持续调整。
为制定有效政策，央行行长必须采取全新的方法——一种全面、以系统为导向、灵活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方法。他们必须认识到，尽管经济活动具有周期性，但并非所有周期都相同；逆周期措施必须考虑促成该周期的各种因素。此外，应对危机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纳入广泛的工具和改革措施。
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等其他增强金融稳定的工具一道，旨在保护货币的实际价值及其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的有效性。货币稳定以物价稳定为前提，而金融稳定则确保货币价值不因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或其他风险而受到侵蚀。
所幸，今年关于央行与金融稳定的对话的前提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事实上，本届会议主题 “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改革的未来” ，意味着人们已认识到货币政策必须随时间而改变，同时强调制度改革应致力于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潜在解决方案必须考虑确保金融稳定之努力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例如，可以通过允许最大的银行占据主导地位来实现稳定，同时要求它们持有大量高质量资本以缓冲冲击。但从长远看，实体经济可能会因垄断租金、竞争不足和缺乏创新而受损。
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应着眼于通过使用长期工具和目标，确保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系统性稳定，其依据是金融应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原则。换言之，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改革应协同发力，以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等实体经济目标。
人们心照不宣地指责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将金融部门从其自身失误中解救出来（代价由实体经济承担）的同时，它使政策制定者得以推迟金融部门改革，而这些改革本可弥补监管和监督漏洞，并消除钻制度空子的激励。但是，货币政策与金融部门改革受到严重制约，其根源在于金融活动的范围与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范围不相匹配。
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自由化，货币与金融已走向全球化。但监管和货币工具仍然是国家层面的，因而并不完整。随着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各国当局已丧失保护本国货币价值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
这一模式建立在无摩擦全球金融市场的假设之上：在该市场中，市场参与者可以自由加快交易速度，并通过表外交易和离岸交易提高杠杆，以规避监管。一旦他们失败，系统便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救助关键参与者，并将成本分散到全球。
虽然一个集中化的全球货币或金融当局可以提供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但要求各国在财政、货币和监管事务上让渡部分主权，引发了合法性问题，使其难以实现。事实上，只有当当前的全球货币和金融架构崩溃之后，此类全球方案才可能变得可行。
在缺乏此类当局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模块化的系统性改革方法，例如，类似于美国已废除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宏观审慎监管本质上属于资本管制，可用于将无限制的杠杆化资本流动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降至最低。金融交易税和更高的保证金要求将减缓交易速度，而更高的资本比率和更低的杠杆率则将降低系统中的债务负担。
在系统性现实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所有参与者都会相互回应。多样化、灵活的安排——各类标准、规则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竞争、创新和试验——因此比僵化、分割的体系更为稳定。
有鉴于此，在下个月的全球经济研讨会上，全球领导人必须强调具有适应性、前瞻性的解决方案，以考虑影响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各种变动力量。毕竟，就货币政策和金融部门改革而言，不存在永久的工具或目标，只有永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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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Sheng，Fung Global Institute 所长，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现为北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图片： 2013年9月5日，太阳升起于欧元标志地标之上，该地标靠近欧洲中央银行（ECB）总部。路透社／Kai Pfaffenb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