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尔·鲁比尼现任 Roubini Global Economics 董事长,并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纽约讯——自夏季以来,欧元区面临的风险有所降低。当时希腊退出欧元区似乎迫在眉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借贷成本也升至新的、不可持续的高位。不过,尽管金融压力此后有所缓解,欧元区外围国家的经济状况依然脆弱。
多种因素促成了风险的降低。首先,欧洲中央银行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效果极为显著:即便尚未动用一欧元购买政府债券,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利差已下降约250个基点。欧洲稳定机制(ESM)提供了另外5000亿欧元(6500亿美元),用于为银行和主权国家提供后盾,这也起到了作用;欧洲领导人认识到货币联盟本身不稳定且并不完整,需要更深入的银行、财政、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这一认识同样有所助益。
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德国对欧元区整体、尤其是希腊的态度已经改变。德国官员现已认识到,鉴于广泛的贸易和金融联系,欧元区的无序运行不仅会伤害外围国家,也会伤害核心国家。他们已停止公开谈论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问题,并刚刚支持了对该国的第三轮纾困方案。只要西班牙和意大利仍然脆弱,希腊的爆发就可能在明年的德国大选前引发严重的传染效应,危及默克尔总理连任的机会。因此,德国暂时将继续为希腊提供融资。
尽管如此,欧元区外围国家几乎看不到复苏迹象:由于持续的财政紧缩、欧元过度强势、银行资本短缺导致的严重信贷紧缩,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低迷,GDP持续萎缩。此外,外围国家的衰退现已蔓延至欧元区核心:法国产出收缩,德国也陷入停滞,因为其两大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长要么下降(欧元区其他国家),要么放缓(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
此外,经济活动、银行体系和公共债务市场的“巴尔干化”仍在持续,外国投资者纷纷撤离欧元区外围国家,转向核心国家寻求安全。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可能不可持续。毕竟,导致外部赤字大幅扩大的竞争力丧失问题基本仍未解决,而不利的人口趋势、疲弱的生产率增长以及结构性改革推进缓慢,都在压低潜在增长率。
诚然,过去几年欧元区外围国家已取得一定进展:财政赤字有所减少,部分国家目前已实现初级财政盈余(即不计利息支出的财政平衡)。同样,由于工资增速落后于生产率增长,从而降低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损失已得到部分扭转,部分结构性改革也在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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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短期来看,紧缩、工资下降和改革都具有衰退效应,而欧元区的调整过程一直是不对称的,并具有衰退性和通缩性。原本支出超过收入的国家被迫减少支出、增加储蓄,从而缩小了贸易赤字;但德国等过度储蓄并持有外部顺差的国家,并未被迫通过扩大国内需求进行调整,因此其 贸易顺差 仍然很大。
与此同时,货币联盟仍是一种不稳定的失衡状态:欧元区要么朝着更充分的一体化迈进(须以政治联盟为最终保障,以使在银行、财政和经济事务上让渡国家主权获得民主合法性),要么将经历分裂、解体、碎片化,并最终走向崩溃。此外,尽管欧盟领导人已提出建立银行业和财政联盟的提案,但如今德国却在抵制。
德国领导人担心,深化一体化中的风险分担要素(欧洲稳定机制对银行的资本重组、针对资不抵债银行的共同处置基金、欧元区范围内的存款保险、更大的欧盟财政权力以及债务共同化)意味着一种在政治上不可接受的转移联盟,即德国和核心国家将单方面、永久性地补贴外围国家。因此,德国认为外围国家的问题并非缺乏银行业或财政联盟所致;相反,在德国看来,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反映的是潜在增长率低下以及因缺乏结构性改革而导致的竞争力丧失。
当然,德国未能认识到,美国等成功的货币联盟既拥有包含重要风险分担要素的完整银行业联盟,也拥有财政联盟,在后者中,特定州产出的特殊冲击由联邦预算吸收。美国也是一个大型转移联盟,较富裕的州永久性地补贴较贫穷的州。
与此同时,尽管银行业、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提议正在被提出,但对于如何在短期内恢复增长,几乎没有讨论。欧洲人愿意勒紧腰带,但他们需要看到以收入和就业增长形式出现的希望之光。若衰退加深,针对紧缩的社会和政治反弹将变得难以遏制:罢工、骚乱、暴力、示威、极端政党的崛起以及弱势政府的倒台。此外,要稳定债务/GDP比率,分母就必须开始上升;否则,无论如何努力削减赤字,债务水平都将变得不可持续。
希腊退出欧元区或意大利和西班牙大规模丧失市场准入的尾部风险,在2013年已有所降低。但欧元区的根本性危机尚未解决,若再勉强维持一年,这些风险可能以更为剧烈的形式在2014年及以后重新浮现。遗憾的是,欧元区危机很可能将在未来数年持续存在,并使强制性债务重组和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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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示的是欧盟标志和“危机”一词 REUTERS/Dado Ruv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