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请我牵头寻找解决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日益严重问题的办法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什么？”我很快了解到，随着细菌和寄生虫对现有药物（如抗生素和抗疟疾药物）产生耐药性，世界正面临在抗击传染病的斗争中落败的风险。于是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找我？你们不需要一位科学家吗？”
事实证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上升的问题，既关乎经济，也关乎科学或医学。如果任其发展，每年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对于包括大多数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及薄荷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风险尤其巨大。
我主持的一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独立审查近期开展的研究，对这一现象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建模。研究显示，如果我们未能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将会愈发严重。
到2020年，如果我们任由耐药性上升40%，全球GDP将比原本可能达到的水平低0.5%。到2030年，将低1.4%。到2050年，经济缺口将达到3%。未来35年全球产出的累计损失将总计达100万亿美元——超过当今全球年度GDP的1.5倍。
目前，美国和欧洲每年已有6万人死于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的原因——约为当前埃博拉疫情全球死亡人数的十倍。到2050年，如果任由问题持续恶化，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每年将导致逾1,000万人死亡。这超过目前死于癌症、糖尿病、肺癌、道路交通事故、腹泻病和艾滋病的总人数。由此引发的恐慌及其经济代价，包括旅行和贸易崩溃，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率上升将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中国和巴西等已成功降低疟疾发病率的国家，可能会因抗疟疾药物耐药性上升而使此前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们委托开展的研究基于有限的现有数据。研究没有计入医院以外耐药疾病造成的损害，也未考虑不断上涨的医疗成本所带来的影响。此外，研究没有纳入因失去改善生活的治疗手段而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例如膝关节或髋关节置换、癌症治疗和剖宫产；这些治疗都依赖抗生素来预防感染。我们开展的粗略估算显示，这类治疗——其中许多若没有有效抗生素便无法实施——带来的GDP效益约为4%。
我的目标之一是说服联合国的政策制定者就一套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增长的规则和政策达成一致。审查除了强调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在寻求降低耐药性的方法，并推动新抗生素的研发生产，以弥补现有抗生素失效或将要失效造成的缺口。
一些降低耐药性的解决方案需要尖端技术。我们必须鼓励政策制定者支持开发最先进的诊断技术。更快速、更准确的诊断将减少目前对抗生素的过度依赖——这是抗击耐药性的关键要求。我们还必须开发工具，以便在耐药性疾病暴发的早期识别并遏止疫情。诊断设备提供的数据可能成为控制这些疫情的有力武器。
其他解决方案并不复杂，所需的不过是常识。我们需要开始勤洗手，并彻底洗净。我们需要停止向医生索要抗生素。而当确实需要使用抗生素时，我们必须完成规定疗程。在努力防止现有药物出现耐药性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审视抗生素在农业中的影响。
开发新抗生素是一项挑战，因为制药公司似乎需要激励措施，才会开展所需研究。审查将研究能否改变市场激励机制。如果无法改变，则可考虑更有力的替代方案，通过专项基金等方式促进大学实验室和小型企业的早期创新。
正如审查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不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所带来的风险极高。现在正是寻找大胆、明确且切实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的时候。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表： Project Syndicate。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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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姆·奥尼尔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图片：2011年5月23日，慕尼黑一间实验室内储存的人类遗传物质。路透社/迈克尔·达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