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即将迎来领导层更替，这既是一个机遇，甚至可以说是一项义务，促使其审视自身的政策框架。在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任期内，欧洲央行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稳定了欧元区，并在2012年主权债务危机期间终结了对单一货币可能解体的猜测。但欧洲央行调控消费者价格通胀的策略则远未取得成功。
欧洲央行的通胀政策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副作用，包括风险承担增加、资本配置失衡、不平等加剧以及养老金缺口扩大。然而，十多年来，年度通胀率持续低于该行“接近但低于2%”的目标，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平均水平仅为1.2%。在当前政策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增强其通胀政策的公信力，欧洲央行应调整其规则，并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
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胀的影响一直备受争议。尽管此类政策向实体经济和物价的传导一直存在裂痕，但金融危机及其余波暴露出了重大断裂。
即便欧洲央行大幅降息，并实施几乎不设上限的长期再融资操作，危机后数年内仍未能刺激额外的信贷投放。银行、企业和家庭纷纷进入去杠杆模式，修复资产负债表并重建储蓄。因此，欧元区通胀率在2014年和2015年降至接近零的水平。
欧洲央行随后推出了更多的货币刺激措施，并实施了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这些措施进一步压低了欧元区政府债券收益率，并推高了资产价格。但尽管随之而来存在财富效应，由于政策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以及人们意识到接近零的利率要求其为退休储蓄更多资金，民众的消费并未增加。
当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欧洲央行的政策不那么宽松，经济表现会如何。但即便我们假设货币政策确实提高了产能利用率并降低了失业率，预期中的更高通胀也并未出现。
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与通胀之间传统的反向关系似乎已经瓦解，或至少大为减弱。此外，持续的低通胀（即“低通胀”现象）并非欧元区独有，很可能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趋势，例如因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全球化而发生的工资与价格动态变化。近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亚洲和东欧工人加入了全球劳动力大军，而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也在持续冲击现有商业模式。经济学家尚未完全理解此类趋势如何影响工资和价格，而欧洲央行的政策框架应当体现这些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
率先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央行，特别是新西兰储备银行和加拿大银行，已将中期通胀区间设定为1%至3%。在当前形势下，这一做法对欧洲央行而言同样似乎合理。该行可将中期通胀目标与更宽泛的定义相结合，后者可纳入核心消费者物价（不含能源），并辅以其偏好的通胀预期衡量指标。因此，一旦形势需要（例如发生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欧洲央行的决策者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以接受高于或低于目标的通胀水平。
更大的灵活性也有助于欧洲央行权衡通胀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政策取舍。央行应当努力平抑金融周期，即在繁荣期逆风而行，并在市场动荡和恐慌时期放松政策。历史反复表明，由债务驱动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便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苦难。虽然在派对正酣时收走“酒缸”在任何时候都不受欢迎，但大量证据表明，通过防止痛苦的债务宿醉，平抑金融周期有利于长期增长。自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数十亿储蓄蒸发以来，“格林斯潘主义”——即在泡沫破裂后进行善后——已不再受到青睐。
就目前而言，欧洲央行面临的是欧元区金融风险可控的累积局面。诚然，投资者对收益率的追逐正在压缩企业债券、贷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股票的风险溢价。房地产价格也大幅上涨。但风险承担的增加尚未伴随私人债务的大幅增长。此外，金融资产价格也屡屡受到与贸易战或“硬脱欧”风险相关的政治不确定性的冲击。
尽管这些发展表明，欧洲央行无需紧急收紧货币政策，但该行仍应警惕为提振通胀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目前通胀率为1.7%。例如，通过负利率或定向再融资操作来加速信贷扩张的措施，几乎必然会在未来引发新的金融市场泡沫。因此，欧洲央行应考虑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既关注消费者物价，又系统性地平抑金融周期。
一家央行若长期持续未能达成通胀目标，便会面临丧失公信力的风险，并可能被迫采取激进政策，“不惜一切代价”以重获市场信心。为减少采取激烈措施的必要性，欧洲央行的下一任行长应推动以更宽泛的目标区间取代该行相对狭窄的通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