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各类新技术与全球化共同深刻影响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个人的就业选择范围,且影响涵盖各个教育水平。技术创新不仅减少了常规性工作岗位的数量,还引发了全球供应链和网络的变化,导致许多经济体可贸易部门中的常规性工作岗位——并且日益包括多种技能水平的非常规性工作岗位——发生转移。
那么,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应对就业领域(进而影响收入与财富分配)新出现的、棘手的挑战,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从近期研究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经济结构演变如何影响就业的若干有趣现象。
至少二十年来,发达经济体的可贸易部门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净就业增长;而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集中于高收入和高学历群体,中低收入和中低学历群体的就业则持续减少。高端服务业就业的增长,与制造业供应链中高就业含量环节的收缩相伴而生。
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增长完全发生在经济中的不可贸易部门,该部门约占发达国家产出和就业的三分之二。在这一部门,人均收入和人均增加值基本保持不变。岗位可能被技术取代,但无法被全球竞争取代;此外,难以为继的、由债务推动的国内需求增长,也助长了当前的就业缺口。
因此,发达经济体正以较快速度减少常规性工作岗位,同时增加非常规性工作岗位(例如,那些尚无法被机器和联网计算机取代或削减的岗位)。这推动了教育和高级技能回报的大幅上升,并且二十多年来,发达国家中资本所有者和高端雇员所获收入份额持续增加。
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正呈现分化态势。推动这一趋势的关键力量——技术——正在扮演多重角色。机器和机器人对常规性体力工作岗位的替代,是制造业和物流领域一股强劲、持续且或许正在加速的趋势;与此同时,计算机网络正在取代信息处理领域的常规性白领工作岗位。
其中一部分是纯粹的自动化。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去中介化,即银行、网络零售以及众多政府服务中中介环节的消除,仅举数例。
但技术的影响并不止于此。同类信息技术既能实现自动化、去中介化,并降低远距离运营的成本,也正在推动构建日益复杂、地理分布更为广泛的全球供应链和网络。
全球供应链因发展中国家收入提高及比较优势转变而不断变动,它们将生产活动安置于人力及其他资源能使这些活动具备竞争力的地方。这些供应链的环节不仅包括中间产品和组装,还包括日益广泛的服务,如研发、设计、维护与支持、客户服务、业务流程等;随着交易、协调和沟通成本下降,这些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
其结果是人们有时所称的全球供应链“原子化”:日益细化的分工变得可行、更加高效,并几乎可以布局于任何地方。运输和物流成本方面,地理邻近性依然重要。但是,鉴于发展中世界占据了最大的新兴市场以及全球需求增长的大部分,推动原子化的逻辑应会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全球供应链、网络和服务持续高效分解,产生了两个相关的后果。第一,全球经济中的可贸易部分——即经济活动和就业竞争直接发生的领域——在整体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单个经济体也是如此。第二,全球供应链中原本缺乏竞争力的环节,不再能够因与具有竞争力的环节相邻而受到保护。相邻已不再是必要条件。
这些动态及相关挑战并不局限于发达国家。例如,未来十年,中国将以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取代其大量劳动密集型组装就业;这一转变不仅发生在可贸易部门,更明显地发生在其快速增长的不可贸易部分。自动化和增材制造的范围不断扩大、成本持续下降,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劳动密集型职能,包括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适应这些力量的关键因素是投资。对于发达国家的个人、企业、教育机构和政府而言,在教育和技能方面进行广泛、高水平且高效的投资至关重要。弥补技能市场中存在的较大信息缺口,也将提高这些投资的效率。
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将直接并间接地改善收入分配(间接方式是减少相对于需求而言供给过剩的低技能工人)。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度不均衡的收入分配所导致的财富集中。
就可贸易部门而言,竞争力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本,还取决于诸多其他因素:基础设施、税收制度、监管效率、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以及能源和医疗成本。
在这些领域采取正确措施,并不能保证彻底克服个人和国家面临的就业挑战,但会有所助益。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阶段,需要对就业模式、工作周、合同用工、最低工资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进行重大调整,以维护社会凝聚力,并坚守公平与代际流动性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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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机器人与汽车底盘出现在蔚山的一条装配线上 REUTERS/Paul B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