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地的公共财政带来了压力。在美国,2009年和2010年的赤字超过GDP的12%,达到近65年来的最高水平;公共债务则从2008年占GDP的64%跃升至2014年的104.8%。在欧盟,公共赤字从2007年接近平衡上升至2009年平均占GDP的6.8%;到2014年,公共债务平均水平从占GDP的57.6%升至88.6%。1 公共财政恶化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造成的产出和收入损失。Laeven和Valencia(2013)研究了1970年至2011年间的147次银行危机,并发现,对于2007年及之后开始的危机,产出损失中位数达到GDP的25%。此外,各国对金融部门的大规模公共支持也推高了许多国家的债务。2008—2012年间,欧盟各国政府采取的金融机构资本重组和资产纾困措施,金额接近欧盟GDP的5%;个别国家(如爱尔兰)的相关数字高达GDP的40%。
因此,实施政策以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并在危机仍然发生时更好地加以应对,至关重要。许多监管举措,例如《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下的新要求、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或欧盟银行联盟,正是旨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2 增强金融部门的股本基础,是这些监管举措的关键要素。近期研究表明,税收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企业税制导致金融和非金融部门都过度负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企业税制通常偏向债务而非股权,因为债务成本(即支付的利息)可以抵税,而股权回报则不被视为可扣除费用。这种在企业层面对不同融资来源采取的不对称税收待遇——即“企业债务偏向”——源于历史惯例,并无任何经济学依据。
企业税收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已得到实证证实。在一项综合约50项既有研究证据的元分析中,Feld等人(2013)预测,企业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债务资产比率就会提高0.27个百分点。作者还发现,与其他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相比,这一影响较大,反映出以债务为企业项目融资具有很强的税收激励。近期,欧盟委员会(EC,2015)强调,“债务和股权融资税收待遇的差异可能会增加企业对债务和银行融资的依赖”。此外,也有实证证据表明,集团内部债务的影响更大(Desai等,2004),且企业会利用债务转移利润(Huizinga等,2008)。
尽管存在资本要求方面的监管,金融部门也无法免受负债激励的影响。Heckemeyer和de Mooij(2013)回顾了现有文献,并发现,除少数例外外,实证研究平均得出的结论是,金融部门的杠杆对税收激励的响应程度与非银行机构相似。
债务偏向的存在,显然与通过提高股本来增强银行业的监管目标相悖。考虑到金融部门杠杆率很高,且银行过度负债会产生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外部性,终止债务的优惠税收待遇将有助于提高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并避免可能巨大的福利损失。
消除债务偏向或可大幅节省公共财政支出
De Mooij等人(2014)首次尝试建立鼓励负债的税收激励与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联系。他们采用两步法,将消除债务偏向对负债水平的影响及其对危机概率的影响量化。结果显示,初始杠杆率越高,影响越大。若将金融危机可能性降低转化为潜在GDP收益,3 消除债务偏向可能带来GDP的潜在增幅,范围为0.5%至11.9%。
我们分两步估算消除企业债务偏向对金融稳定的益处(Landgedijk等,2015)。首先,我们评估企业所得税对欧盟大型银行样本杠杆率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杠杆率就会提高0.2至0.3个百分点。杠杆率对税收的弹性估计值范围为0.2至0.3,与以往文献一致。其次,我们将这些估计值用于一个基于Vasicek模型、采用银行实际资产负债表的模型,以模拟消除债务偏向对六个欧盟大型成员国系统性危机成本的影响。
我们的模型以巴塞尔公式为基础,该公式用于计算基础内部评级法(FIRB)的损失分布。4 许多银行使用该公式,根据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即预计违约贷款的平均损失)、单笔贷款组合的规模和期限,计算最低资本要求。通过对该公式求逆并使用银行的实际资产负债表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各银行债务人的平均隐含违约概率,前提是银行的风险模型能够充分反映其贷款组合中的信用风险。我们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将估计的违约概率用于FIRB损失分布,从而生成贷款损失样本。
图1:银行损失分布与违约
损失首先由银行准备金(Pr)吸收,然后由最低资本要求(MCR)吸收;若有超额资本(EC),则超出监管最低要求的部分也可用于吸收进一步损失。当贷款组合损失无法由准备金和总资本吸收时,银行就会违约。超出资本承受能力的这些损失构成潜在的资本重组需求。5 将所有银行的这些需求相加,即可得出估计的公共财政成本。
为模拟消除债务偏向的影响,我们利用回归分析的长期估计值和实证文献数据,计算这项政策对资本资产比率的影响,并将该影响纳入银行损失模型。结果表明,即便将银行杠杆率的税收弹性取实证文献估计范围的较低端,6 消除债务偏向仍可大幅降低公共财政损失。若将杠杆率对税收的弹性取我们估计的最低值0.05,彻底消除债务偏向可使潜在公共财政损失减少25%(西班牙)至55%(法国)。在0.05至0.20的弹性范围内,对于规模相当于2008—2012年危机的金融危机,各国潜在公共财政收益占GDP的比例为0.5%至11.2%。
图2:消除债务偏向所减少的损失占GDP的比例

我们的结果适用于资本紧张的银行,也适用于贷款组合风险内生上升的情形
不同金融机构满足最低资本要求的程度并不相同。“资本紧张型”银行高于监管最低要求的缓冲极小,而“资本充裕型”银行可以将债务优化至轻松满足这些要求的水平。Keen和de Mooij(2012)发现,前者的债务对税收的敏感度低于后者。为考虑这一点,我们重新进行模拟,对资本紧张型银行采用较低的企业所得税(CIT)影响(0至0.1),对资本充裕型银行则采用较大的CIT影响(0.2至0.3)。在银行资产绝大多数集中于高于最低要求、拥有较大缓冲的银行的国家(如英国和荷兰7),消除债务偏向可使公共财政成本降低80%或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紧张型银行众多的国家(如西班牙),即便资本紧张型银行的税收弹性低至0.05,消除债务偏向仍可使潜在公共财政成本降低30%。
我们还考虑了银行可能随着资本增加而提高资产风险这一因素(Devereux,2014)。我们采用文献中关于CIT对风险加权资产(RWA)影响的估计值(0至0.2)。将这一影响纳入模型后,并未显著改变结果:在采用银行杠杆率长期CIT影响的保守值0.1时,各国损失降幅为20%至70%。
消除企业债务偏向的政策理由
金融部门监管框架的改善已取得显著进展。政策目标是降低新危机发生的风险,并在危机不幸发生时限制其成本。单靠监管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这些目标,并减轻资本重组和资产纾困计划给公共财政带来的负担。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税收政策也能发挥同向作用,为降低债务提供额外激励。可能的解决方案早已历经讨论,包括综合企业所得税、企业股权资本抵扣、企业资本抵扣,甚至转向现金流税制。这些方案在税收征管、投资激励或抑制利润转移方面各有利弊,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可取之处:能够大幅降低未来危机可能造成的公共财政成本,并推动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联盟建设。
作者说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应归于欧盟委员会。
参考文献
De Mooij, R、M Keen和M Orihara(2014),“Taxation, bank leverage, and financial crises”,收录于第11章《 金融部门的税收与监管》,de Mooij和Nicodeme编,MIT出版社。
Desai, M、F Foley和J Hines(2004),“A multinational perspective on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and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金融学杂志》,59:2451–2487。
Devereux, M P(2014),“New bank taxes: Why and what will be their effects”,收录于第2章《 金融部门的税收与监管》,de Mooij和Nicodeme编,MIT出版社。
欧盟委员会(EC,2015),“绿皮书——建设资本市场联盟”,COM(2015)63。
Feld, L P、J H Heckemeyer和M Overesch(2013),“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and company taxation: A meta-study”,《 银行与金融杂志》,37:2850–2866。
Heckemeyer, J和R de Mooij(2013),“Taxation and corporate debt: Are banks any different?”,IMF工作论文,13/221。
Huizinga, H、L Laeven和G Nicodeme(2008),“Capit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debt shifting”,《金融经济学杂志》,88(1):80–118。
Keen, M和R de Mooij(2012),“Debt, taxes, and banks”,IMF工作论文,12/48。
Laeven, L和F Valencia(2013),“Systemic banking crises database”,《 IMF经济评论》,61:225–270。
Langedijk, S、G Nicodeme、A Pagano和A Rossi(2015),“企业所得税中的债务偏向与银行危机成本”,CEPR讨论论文10616。
Vacisek, O A(1991),《限制贷款损失概率分布》,KMV Corporation。
Vasicek, O A(2002),“The distribution of loan portfolio value”,《 Risk》,12月,160–12。
脚注
1 Ameco数据库
2 自2008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已提出40多项立法和非立法措施,以加强全球金融体系。
3 作者采用1970—2009年间金融危机平均产出损失23%的估计值。该数值以四年期间相对于危机前趋势的GDP累计损失衡量。
4 对模型进行了调整,以考虑《巴塞尔协议III》对风险加权资产(RWA)和监管资本的影响。调整依据欧洲银行管理局2014年全面量化影响研究(C-QIS)的欧盟平均结果实施。这些调整意味着RWA增加,监管资本的定义也更加严格。
5 本分析未考虑债券持有人的内部纾困,也未考虑使用其他安全网,如处置基金或存款担保计划。我们也未考虑直接的银行间传染效应。蒙特卡洛模拟中,我们通过对各银行贷款组合损失进行正相关处理,纳入了间接传染效应。
6 在实证研究中,企业所得税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银行总资本与总资产比率的长期影响估计值范围为下降0.08至0.34个百分点。我们报告的消除债务偏向影响模拟范围为0.05至0.20。
7 “资本充裕型”和“资本紧张型”仅指超过风险加权最低资本要求的缓冲,用于反映实证文献中的发现:资本缓冲接近监管最低要求的银行对税收变化的响应较弱。尽管英国和荷兰的银行相对于风险加权最低资本要求可能拥有较大的缓冲,但其未加权总资本比率可能较低。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布。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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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ven Langedijk是欧盟委员会伊斯普拉(意大利)联合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Gaëtan Nicodème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索尔维布鲁塞尔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讲师。Andrea Pagano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Alessandro Rossi供职于欧盟委员会。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路透社/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