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间，离岸外包的快速增长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尽管其普遍存在，它对工资和技能溢价的影响仍存在争议（例如参见 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 2008 和 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4）。
苹果iPod的生产结构说明了其中一些潜在影响。与许多其他高科技产品一样，iPod在美国设计，由全球各地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最终在中国完成组装。虽然大多数生产岗位已转移到海外，但美国却新增了大量高技能工程岗位和低技能零售岗位，而且iPod超过50%的增加值被国内企业获取。若离岸外包的规模较为有限，部分生产岗位可能仍会留在美国境内，从而增加对低技能生产工人服务的需求。但这同时也会提高iPod的成本和价格，不仅会减少工程和设计岗位的就业，也会减少零售及其他相关工作的就业。
在 Acemoglu et al. (2014)中，我们研究了离岸外包通过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工资的影响。以苹果产品为例，如果劳动力成本更高（如果没有离岸外包，劳动力成本本会更高），推出和开发多种iPod型号可能就无利可图。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不同的劳动力成本，iPod及其他产品的设计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一个发达国家（“西方”）投资于创新，以提高高技能或低技能工人的生产率，并可以支付离岸外包成本，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技能稀缺、工资较低的国家（“东方”）。
离岸外包、创新与技能溢价：倒U型关系
与定向技术变革模型（例如 Acemoglu 2002、 2007）一样，离岸外包对创新要素偏向的影响通过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发挥作用。离岸外包降低了低技能工人所执行任务的成本，从而提高了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这种价格效应倾向于刺激技能密集型部门的创新。然而，与之相抵的是，离岸外包机会扩大了低技能劳动力所用技术的市场。这种市场规模效应倾向于推动非技能密集型部门的创新。
我们的核心发现是：哪种力量占主导取决于离岸外包的水平。在最合理的情形下，当离岸外包水平较低时（即离岸外包最初成本较高），价格效应占主导，因此，离岸外包机会的增加最初会引发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然而，如果离岸外包水平已经较高（即离岸外包成本足够低），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因此，离岸外包助长不平等的效应在初期最为显著。
技术进步方向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离岸外包增加了海外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了东方国家的工资。反过来，两国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小削弱了推动偏向技能型创新的价格效应。离岸外包对技术的影响，为技能溢价的演变带来了新的启示。不出所料，离岸外包起初会加剧西方国家的工资不平等。然而，随着离岸外包的持续推进，技术变革最终会改变方向，甚至可能降低技能溢价。在温和的条件下，同样的模式在东方国家也可能成立。
但哪种情形更为合理？为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对模型进行了校准，使其大致与美国和中国的工资及离岸外包水平相吻合。模拟结果表明，在2000至2008年期间，离岸外包可能使技能溢价提高了10%，并使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福利略有下降。
结论
我们模型的预测与现有证据基本一致。第一波离岸外包发生在1980年代，与美国低技能工人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同步出现；但随着离岸外包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持续扩大，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趋于稳定并开始回升（例如参见 Acemoglu and Autor 2011）。此外，离岸外包可能引发了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从而扩大了工资差距，这一发现与近期的研究结果相符：来自中国的进口促进了对信息技术的投资（Bloom et al. 2011），并减少了美国的就业（Autor et al. 2013）。
然而，理论表明，一旦离岸外包的规模达到临界水平，其影响将大不相同。如果中国的工资继续以当前速度上涨，进一步的离岸外包可能很快会推动非技能密集型部门的创新。因此，离岸外包未来的分配效应可能与其过去的影响大不相同。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作者：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Charles P. Kindleberger应用经济学教授。Gino Gancia是CREI（巴塞罗那）的高级研究员，庞佩乌法布拉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及巴塞罗那研究生院经济学院的附属教授。Fabrizio Zilibotti是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授兼主席，UBS社会经济中心的科学主任，以及CEPR研究员。
图片：2010年5月26日，一名工人在广东省南部龙华镇的富士康工厂内检查电路板。路透社/Bobby Y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