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能否变得更聪明、更公平，并更好地契合传统富裕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不断变化的财富分配格局？我坚信它可以。
各国如何在发展问题上开展合作，不仅仅是官方发展援助（ODA）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援助”，尽管它无疑仍是其中的一部分。ODA是一种国际机制，用于在特定条件和目标下，将资金或专业知识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历史上，ODA主要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提供，被视为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
然而如今，参与发展合作的组织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发展融资的来源也在增多。国内税收的增加使贫困国家能够为卫生和教育提供资金；私人投资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侨民汇款使家庭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此，ODA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在大量贫困国家，以及陷入冲突或刚刚走出冲突的国家中，例如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布隆迪 ——ODA仍是至关重要的融资来源。没有ODA，这些国家为发展而进行的努力将倒退多年。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应将越来越大比例的ODA投向那些难以从其他来源获得融资的国家。这将有助于拉平竞争环境，并为它们提供更公平的发展机会。
但发展合作不仅仅关乎资金。除资金转移外，发展合作还涉及知识和经验的转移。当我们考虑到贫困人口日益不只，甚至主要不是，集中在最贫穷国家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当今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偏向于那些快速增长、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家，而且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 据估计，全球一半的极端贫困人口在印度和中国，四分之一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其余四分之一在低收入国家。 因此，问题再次是：确保增长平等是谁的责任？贫困是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的问题，还是国家乃至地方层面的责任？我认为答案是两者兼有。
发展合作为各国如何通过知识分享帮助应对贫困提供了良好范例。那些成功平衡发展与增长、实现更加公平的国家，能为仍在为此挣扎的国家提供许多借鉴。来自一国经过检验的成熟方案，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应对本国贫困问题的能力。这些方案可以是从识别脆弱家庭的技术，到衡量妇女赋权程度的指数等任何形式。这些以及其他促进公平增长所需条件的例子，均载于经合组织的 《2013年发展合作报告：终结贫困》。ODA仍可能需要用于推动其中部分进程，但所需金额会小得多。
更进一步，一种被称为“三方合作”的方式利用了合作的力量。传统的“捐助方”推动并支持将一国成功的发展经验与另一国分享。三方合作没有单一模式，只要有助于抓住机遇、分享经验，任何形式都可以。举例或许最能说明问题。
日本与斯里兰卡曾开展一项成功的双边合作项目，以提升斯里兰卡医院管理的质量。日本认识到斯里兰卡所采取的创新流程可能对坦桑尼亚的医院有所帮助，于是协助斯里兰卡复制了该模式。坦桑尼亚在其自身医院取得良好成效后，在日本的再次支持下，又与邻国分享了经验。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些举措均具有顺势而为的特点，即识别并利用时机，促进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之间的知识分享。
最后，还有负担分担的问题。发展合作是否应仅由传统富裕国家承担，还是那些从贫困走向繁荣的国家也应承担提供发展合作的义务？2010年，韩国（一个曾是主要发展援助受援国的国家）加入了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2013年，又有五个成员加入，表明它们准备承担这一义务。它们能否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回到最初的问题：发展合作能否在应对经济格局变化的同时，变得更加有效和公正？答案是肯定的。更聪明地使用ODA、加强知识分享，并注重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作者：Jon Lomøy，经合组织发展合作司司长。
图片：黎明时分，一名男孩站在塞拉利昂弗里敦的一条道路上。REUTERS/Susana V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