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同关联是2007至2008年全球危机以及历史上许多危机中传染的重要源头（例如Puhr等人，2012年；Cohen-Cole等人，2016年；Calomiris和Carlson，2017年；Calomiris等人，2019年；Mitchener和Richardson，2019年）。自近期危机以来，银行监管机构一直力图增强银行体系抵御经由银行间关联传导冲击的能力，这也是《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所规定的要求。理论研究表明，银行之间更高的关联度可以使网络更能抵御小规模冲击，但如果不利冲击足够大，足以耗尽银行体系的超额流动性，则可能造成不稳定（例如Allen和Gale，2007年；Acemoglu等人，2015年）。对于那些网络中心存在少数关联紧密银行的核心-外围体系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包括德国（Craig和von Peter，2014年）、英国（Gai等人，2011年）和美国的体系。
尽管研究表明网络结构会影响系统性风险，但关于银行间网络结构，或银行与其他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由于此类关系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现代金融关联往往难以研究，这些关系通常涉及跨境关联或不同类型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深入了解银行间体系的结构，以及其如何应对危机或监管变化，我们的新研究（Jaremski和Wheelock，2019年）考察了美国银行间网络在历史背景下的演变。在该历史背景下，银行之间的关联主要表现为可观察到的代理行存款关系。这一时期——即20世纪前四十年——包括两个关键事件：1914年美联储（Fed）的成立，以及大萧条。美联储的成立确立了最后贷款人和新的联邦银行监管机构、新的准备金要求结构以及新的支付服务提供者，而大萧条则淘汰了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并促使银行监管发生了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
我们利用新数字化的数据，大致以十年为间隔，考察了银行之间全部合同关联的情况，从而确定了美联储设立之后以及大萧条之后银行间网络结构的变化。具体而言，我们考察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网络集中度，以及网络关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银行和城市之间的分布。通过研究网络结构在大萧条前三十年间的演变情况以及在大萧条期间的变化情况，我们提供了一个长期视角，有助于为未来关于网络传染的研究，以及为限制银行间关联所带来的传染风险而设计政策提供参考。
我们的研究证实，19世纪末美国的银行间网络呈金字塔结构，少数银行充当了全国很大比例银行的代理行。几乎每家银行都在至少一家其他银行存放资金，但很少有银行为其他银行持有资金。迄今为止，关联最多的是位于纽约市的大型国家银行，而且大多数美国银行至少有一家纽约市的代理行。
美联储的设立旨在减少银行体系对银行间网络的依赖，尤其是减少体系准备金集中于纽约市的情况。数据显示，美联储成立后，网络的集中度确实有所下降，因为银行将其代理关系从纽约市转向其他城市的银行，尤其是在本地美联储辖区内设有联邦储备办事处的城市。位于美联储所在城市的联储成员银行尤其受到青睐，成为代理行，因为它们能够独享联邦储备的流动性和支付服务，并可将这些服务转供其他成员银行和非成员银行。美联储成立后，对纽约市的关注相对下降，尽管金融体系中的其他趋势却有利于纽约市的银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证券市场和国际贸易的迅猛增长。因此，美联储不仅是私人代理银行的直接替代者，其设立还改变了不同地点代理行的相对吸引力，并且似乎掩盖了其他可能会增加网络集中度的力量。
网络集中度的降低意味着，如1907年恐慌那样，危机冲击核心城市所引发的传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然而，该体系仍然易受地方和区域性恐慌的影响，最终还需依靠各个联邦储备银行对这些事件作出应对，以防止其蔓延至整个银行体系。美联储未能防止或遏制大萧条期间的恐慌，而这些恐慌主要发生在中央货币市场之外，使得全面的银行危机得以在银行间体系中扩散。银行间存款的提取导致代理行缩减放贷（Mitchener和Richardson，2019年），而代理行倒闭的银行自身倒闭的风险也更高。在这种困境之后，银行增加了与设有联邦储备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城市中代理行的关联，尽管平均而言，这些城市的银行倒闭率并不低于其他大城市。银行也更有可能与联储成员银行建立关联，因为这些成员银行在大萧条期间的倒闭率较低，并且能够提供联邦储备流动性的获取渠道。这些规律支持了大量且日益增多的文献，这些文献发现，银行间传染是银行困境的重要特征，而获得流动性对于避免崩溃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危机期间，银行间的合同关联可能给银行和更广泛的经济带来重大流动性风险。此外，这一经验还表明，银行间网络如何适应危机和监管变化，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旨在降低金融体系传染风险的监管规则时，应当认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A Ozdaglar, and A Tahbaz-Salehi (2015)，《金融网络中的系统性风险与稳定性》（"Systemic risk and stability in financial networks"），《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2），564-608。
Allen, F, and D Gale (2007)，《系统性风险与监管》（"Systemic risk and regulation"），载于M Carey和R M Stulz（编），《金融机构的风险》（The Risk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341-68。
Calomiris, C W, and M Carlson (2017)，《国民银行时代的银行间网络：其目的及其在1893年恐慌中的作用》（"Interbank networks in the national banking era: their purpose and their role in the panic of 1893"），《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5（3），434-453。
Calomiris, C W, M Jaremski, and D C Wheelock (2019)，“Interbank connections, contagion and bank distres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NBER工作论文第25897号。
Cohen-Cole, E, E Patacchini, and Y Zenou (2016)，"Systemic risk and network formation in the interbank market"，CEPR讨论论文第8332号。
Craig, B, and G Von Peter (2014)，《银行间分层与货币中心银行》（"Interbank tiering and money center banks"），《金融中介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3（3），322-347。
Gai, P, A Haldane, and S Kapadia (2011)，《复杂性、集中度与传染》（"Complexity, concentration and contagion"），《货币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8（5），453-470。
Jaremski, M, and D C Wheelock (2019)，“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interbank network”，NBER工作论文第26034号。
Mitchener, K J, and G Richardson (2019)，“Network contagion and interbank amplificatio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即将发表。
Puhr, C, R Seliger, and M Sigmund (2012)，"Contagiousness and vulnerability in the Austrian interbank market"，奥地利国家银行《金融稳定报告》第24卷，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