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

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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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倒闭五年后,论坛博客将刊发多位关键人物就该事件及其影响发表的个人观点。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立场。

回顾雷曼兄弟倒闭的成因与后果时,我们仍在追问这一事件——它是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普遍失灵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它是否对金融体系造成了持久损害?从这一事件及其余波中,我们对美国政治经济又有何认识?

简单来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信贷雪崩,源于过度杠杆化和复杂金融工具的不透明。这种杠杆和复杂性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傲慢与“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激励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美国政治中的负反馈过程有关:赚钱可以换来有利的立法和监管松懈,进而带来更多利润、更多游说和更多政治干预。

所有这些都被所谓的“火箭科学家”包装得显得合理。他们向高管们保证,自己懂得如何切割、组合并为这些复杂证券定价,并称其统计上的“魔法”能让投资组合在极薄的安全边际上运行。

此次危机确实让高层管理者对自身控制市场风险的能力收敛了许多傲慢。它也祛除了专家的神秘光环。因此,与2007年末相比,私营部门如今的姿态更加清醒、审慎。

其他主要担忧与扭曲的激励机制有关:人们已意识到,一些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相互牵连过深,难以处置。既然事先就知道,因为会引发连锁违约,这些机构不能被关闭,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环境:被认为过于重要、不允许倒闭的银行,获得了更便宜的融资,原因在于这些融资并未反映违约的可能性。

但更便宜的融资使这些机构能够承担更多风险、加大杠杆。更便宜的融资还使它们能够压倒那些没有此类推测性担保的机构。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市场份额随之上升。五大银行的场外(OTC)衍生品业务具有这种内含担保,因此它们控制了95%的衍生品市场。

在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企业、衍生品监管以及任何原本可能施加于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其他约束方面缺乏进展,反映出美国乃至全球政治人物所面临的有毒激励。在欧洲,重组主权债务的思路已落后于其他调整措施,包括在萧条中削减开支的倾向,或所谓的紧缩政策,而这些措施取代了对既有债务负担几乎无法克服这一事实的承认。

若细究欧元区危机,还会发现,欧洲银行中介的私人信贷配置出现大规模扭曲,才是问题的核心。然而,欧洲至今仍未见银行业联盟的迹象。正如英格兰银行及新经济思维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安德鲁·霍尔丹所揭示的,金融家们以种种方式依赖国家,而为了体系完整性或合法性,他们并不愿意放弃这种依赖。

从五年后的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士气低落的民众被告知:大银行在系统上过于重要,无法被治理或惩罚。我们看到,“大到不能倒”问题几乎没有进展,场外衍生品也未能走出暗处。我们看到,规则制定过程由金融机构的游说者和律师主导。我们还看到,金钱政治仍在华盛顿占据主导地位。这并非健康的局面。

回望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确实学到了一些金融理论中的既有认知并不成立。但我们尚未充分利用这些洞见,前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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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约翰逊,担任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执行董事。

图片:2010年10月21日,伦敦金融区金丝雀码头的一块“银行街”路牌及高层写字楼。路透社/卢克·麦格雷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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