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
美国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贸易辩论，主要集中在该协定对美国工人可能产生的影响上。民主党目前的领先人选希拉里·克林顿近期拒绝以现行形式支持该协定。她的原话是：“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我们需要确保新的贸易协定通过明确的检验：它们必须创造优质的美国就业岗位、提高工资……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我不认为这项协定达到了这一标准。”她的立场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公众观点：无论贸易的总体收益规模有多大，这些收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都并不均衡。一项民意调查由 皮尤研究中心 于2014年开展，结果显示只有约20%的美国人认为贸易创造了就业岗位并提高了工资。
不平等现象在过去几十年间当然大幅加剧，一些近期研究已经确立了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同美国工资不平等及工作岗位流失之间的因果联系（Autor et al 2013，Pierce and Schott 2012）。然而，公共讨论中常被忽视的一点是，贸易既影响消费品的价格（例如鞋子、U盘等的价格），也影响要素价格（例如工资）。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这些商品的消费强度各不相同，这意味着贸易还会通过支出渠道产生分配效应。例如，贸易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消费者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他们的食品支出占比通常高于富裕消费者。
新研究
在一项新研究（Fajgelbaum and Khandelwal 2015）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框架，用以分析国际贸易如何通过这一支出渠道影响个人。我们方法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只需要公开可得的贸易与生产数据，因此应被视为对近期一些论文的补充，这些论文利用更为详细但较难获取的微观数据探讨了支出渠道（例如 Atkin et al 2015）。
该方法将Deaton和Muellbauer（1980）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嵌入标准的国际贸易模型，即多部门Armington模型之中。由此，我们得以推导出一个非位似引力方程。与标准引力方程一样，它将双边分部门贸易流量与贸易摩擦以及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市场规模指标联系起来。此外，该方程还包含一个刻画所出口商品收入弹性的项，以及一个进口国收入分配的衡量指标。我们估算了不同国家出口的商品和服务的收入弹性。例如，若我们观察到，在控制贸易成本之后，日本服装在较富裕国家进口中所占份额高于印度服装，那么我们的框架意味着高收入消费者更偏好日本服装而非印度服装。利用引力方程和一般均衡贸易模型的参数估计值，我们便可以模拟贸易对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研究发现
图1展示了关键发现。该图绘制了模拟的贸易收益（即在反事实的自给自足状态下会损失的实际收入百分比）在收入分布各百分位上的情况（已扣除各国中位数个体的福利变化）。
我们发现，在每个国家，贸易都具有有利于穷人的偏向。
平均而言，对收入分布第10百分位的人群而言，开放贸易的收益为63%，而对第90百分位的人群而言为28%。
图1. 按收入百分位划分的贸易收益
为什么从自给自足转向贸易时，穷人获得的益处相对富人更大？原因在于，穷人在贸易程度较高的部门中支出相对更多，而高收入个人则相对更多地消费服务，服务属于贸易程度最低的部门之列。因此，从自给自足转向贸易时，穷人以较高强度消费的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得更多。
是什么决定了贸易亲贫偏向的强度？
答案在于各国产品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在出口收入弹性相对较低的商品的国家（例如印度），贸易收益对穷人的偏向相对较弱。在这些国家，开放贸易会提高低收入弹性商品（即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或降低高收入弹性商品（即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
我们的框架也可用于模拟部门特定冲击的效应。这一点很有用，因为像TPP这样的贸易协定，既不会使各国脱离自给自足状态，也不会引发全面的关税壁垒削减。图2即说明了这一点，该图报告了收入分布每个百分位上（同样相对于中位数个体进行了去均值处理）的跨国平均福利变化，分别对应食品、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贸易成本降低5%的情形。食品或制造业部门的冲击有利于穷人，因为这些商品通常具有负收入弹性。然而，在降低服务业部门贸易成本的情形下，我们看到相对亲富人的偏向，因为这些部门往往具有正收入弹性。核心信息是：要衡量贸易通过支出渠道带来的不平等收益，就需要了解自由化部门的消费在不同个人之间如何存在差异。
图2. 食品、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成本降低5%的福利效应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结果有意排除了贸易对工资的影响。本项目的目标是证明消费者之间的需求异质性对贸易分配效应的重要性。然而，要理解贸易对全体个人分布的总体影响，需要一种同时纳入供给侧和需求侧异质性的方法。我们将这一工作留待未来研究。
参考文献
Atkin, D., B. Faber, and M. Gonzalez-Navarro (2015). “Retail Globalisa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Mexico”, NBER Working Paper 21176.
Autor, D., D. Dorn and G. Hanson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68.
Deaton, A. and J. Muellbauer (1980).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3), 312–326.
Fajgelbaum, P. and A. Khandelwal (forthcoming). “Measuring the Unequal Gains from Trad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Pierce, J. and P. Schott (2012).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NBER Working Paper 18655.
发表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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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blo Fajgelbaum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助理教授，同时是NBER教员研究员。Amit Khandelwal是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其研究聚焦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图片：一艘船在悉尼Port Botany集装箱码头装载集装箱。路透社/David Gray。
